大元王朝（出书版）_分卷阅读_10

亡为防临安的失陷，襄阳府和樊城是南宋抗元防线上的重镇。公元1267年冬，元军围攻襄、樊。两城坚守达六年之久，被围期间宋军多次向临安求援，贾似道隐匿军报，始终不派援兵。

    公元1273年元军烧毁了浮桥，隔断了襄、樊两城之间的联系，并用新武器远射程的“回回炮”来轰击。樊城先被攻陷，守将牛富率众巷战，身负重伤投火牺牲。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力战不支自杀。

    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元朝。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

    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督率大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南宋守将或败或降，沿江重镇相继陷落。

    公元1275年，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不得已出兵应战，但13万宋军，在池州下游丁家洲与元军遭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旋被贬废，于途中被杀。

    公元1276年2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恭帝、全两太后并宋室官吏等北去。蒙哥之死南宋抗敌的最大胜利便是在合州射杀了蒙古可汗蒙歌。

    命丧合州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汗死后，拖雷长子蒙哥在术赤之子拔都和大部分蒙古将领的拥戴下，继大汗之位，是为元宪宗。窝阔台汗时期，曾追随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屡建奇功，使欧洲人闻风丧胆，被称之为“上帝之鞭”。

    其弟忽必烈势力在中原地区迅速发展遭蒙哥猜忌，另一个弟弟旭烈兀也战功赫赫。久在蒙古的蒙哥跃跃欲试，也想和西征时一样亲领大军出征，以显大汗威风。他将主持中原事物的忽必烈召回蒙古，于公元1258年，亲率大军进攻南宋。

    公元1259年，在蒙军大举进攻之下，“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州亦来附”，四川州县相继失守。但就在蒙军一路攻槭拔寨的强烈势头下，蒙哥却“折鞭”嘉陵江，在合州钓鱼山下丢掉了性命。

    钓鱼山“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汹涌的嘉陵江水直扑钓鱼山而来，绕山屈曲环西折南而流，使钓鱼山一山拔地，三面环江，成为天险之地。守将王坚率南宋军民顽强抵抗，拒不投降。蒙哥二月围山，至七月不克，蒙军先锋总帅汪德臣至城下劝降，被宋军飞石击中，伤重而亡。不久蒙哥也死于合州城下。

    蒙哥一死，蒙军便撤回蒙古，合州之役以南宋军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钓鱼城因此成为“上帝折鞭处”，被誉为“东方的麦加城”。

    死因众说纷纭蒙哥是怎么死的呢？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或史料记载内容不一致，使蒙哥的死因众说不一。

    送别一、炮石所伤或炮风震伤而死。有人认为蒙哥是被宋军炮石击中，伤重不愈而死于军中。钓鱼城旧址脑顶坪据说是蒙哥受伤的地方，而喊天堡则是因蒙哥受伤后顿首呼天而得名的。而类似的说法则认为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亡”。

    二、中箭而亡。南宋诗人刘克庄《蜀捷》一诗云：“吠南初谓予堪侮，折北饿闻彼不支。挞览果歼强弯下。”意思是说蒙哥南下攻宋之时，曾狂妄地叫嚷要消灭南宋，但却中途撤军北还，看来蒙古军队还是不够强大啊，挞主果然被射死。马可·波罗也称蒙哥腿上中箭，受伤而亡。明代所建钓鱼山忠义祠，其《新建二公祠堂记》中也说蒙哥被宋军飞矢射中而死。

    三、病死军中。此说最早见于《元史·宪宗纪》：“公元1259年6月，蒙哥患病‘不豫，七月癸亥，崩于钓鱼山。’”毕沅《续资治通鉴》，清代魏源认为蒙哥是“触暴雨，不豫”而死（见《元史新编》）。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说：“他得起赤痢来了，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他在那座不祥的城堡下去世了，享年52岁，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8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蒙军水土不服，又值盛夏，各种疾病流行，说蒙哥死于疾病也是有道理的。

    四、焦虑过度，染疾死亡。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说：“（蒙哥）因屯兵日久，得疾而死。”蒙哥曾在攻城之时，将合州城视为小菜一碟，以为不出一个月便能攻克。不料五个月了，也不能攻下。《万历合州志》载，南宋守将把两尾30斤重的鲜鱼和一百多张面饼抛向蒙军，并嘲笑道：“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10年，亦不可得也。”蒙古军半个世纪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样数月不克又遭嘲笑的境状使蒙哥的大汗颜面尽失，无功而返会遭到蒙古大臣和众兄弟们的嘲笑，有失大汗尊严。但一时却又攻克不下，不禁使蒙哥焦虑，烦躁，身体素质下降，极易得病。但不管什么原因，最后蒙哥还是死于疾病上。

    五、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蒙哥是被淹死的。公元1307年，朝觐过蒙哥的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口授东方史《海屯纪年》中说，蒙哥在合州作战时，战船被宋军凿沉，蒙哥被淹死于嘉陵江中。但此说法似乎不太可靠，无人响应。

    这些说法都各有其理，但又毫不一致，无法让人肯定谁的说法更确切一些，蒙哥之死的原因只有待史学界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大白于天下。丹心照汗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少年得志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公元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令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爱读书，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业，设法聘名师就教。文天祥无论寒暑都要在贴满格言警句的书斋中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

    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4天后父亲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宦海浮沉后来，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哥率西路入川，攻战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京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仅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后撤军。

    贾似道转而谎报朝廷：“诸路大捷，”被加封卫国公，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

    文天祥挺身救国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死，仅4岁的赵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

    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准将张全却奉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500人除4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公元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即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又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

    坚持抗元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千难万死两个月，辗转抵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公元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广东梅县），挺进江西。在零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10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准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今福建长汀），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兵败被俘公元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然而元军水陆并进，发起猛攻。

    年底，文天祥在海丰北五坡岭遭元军突然袭击，兵败被俘，立即服冰片自杀，未果。降元的张弘范劝降，遭严词拒绝。文天祥曾写《过零丁洋》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迫目睹陆秀夫负主投海，张世杰被台风恶浪吞没，悲痛欲绝。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元将张弘范在庆功宴上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尽到了。丞相如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你莫属吗？”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吗？”

    此恨凭谁雪4月22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一路上“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路过文天祥的家乡时，怕有乡亲劫船，便把他颈项和双足捆锁在船里。文天祥绝食反抗八天，因听说船将在建康停留，又唤起了逃跑的希望，恢复饮食。在建康，被严密隔离囚禁的文天祥写下了“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的词句。

    10月初，辗转万里，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被带到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安置在高贵的房间里，摆有佳肴美酒。第一个来劝降的就是留梦炎，此人与文天祥都是南宋状元，官至丞相。他在临安危急时弃官逃走，降元后，任元朝礼部尚书。文天祥见到留梦炎便厉声斥骂，留梦炎只得窘然退下。接着，南宋亡国之君，9岁的赵又来了，文天祥连声说“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了。

    再往后，元朝专横跋扈的宰相阿合马来了，劈面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凭什么要跪？”阿合马见文天祥威武不屈，便讥讽地说：“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文天祥正言厉色答说：“南朝如果早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来北方了。”阿合马无言答对，色厉内荏地环顾左右说：“这个人生死由我……”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不由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一个月后，文天祥被带到枢密院，见元丞相孛罗。文天祥泰然自若站定，立刻有官员喝令：“跪下！”文天祥拒不跪下，孛罗令差官按文天祥跪倒，尽管一群走卒拳脚相加，文天祥被拽倒后还是拼死坐在地上，始终没有屈服，通事（翻译）传话：“你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答：“我尽忠宋朝，才有今天，请你们古人出行图快快处置罢！”孛罗又说：“你们丢掉君王（赵）。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说：“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关押！”

    元统治者又将他投入监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使他读到正在元宫中充当女仆的被俘妻女的信，使他已降元的弟弟来狱中探望。但文天祥不为百般折磨、千般利诱、万缕亲情所动，凛然作《正气歌》，颂历史人物不朽业绩，抒“是气所磅腐，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之志向。

    一日，忽必烈亲自劝降，说：“现在你如能用对待宋朝那样对我，立即任你为丞相。”文天祥虽被卫士用金棍击伤膝骨，仍泰然处之，昂首挺立，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次日，文天祥便被杀害，时年47岁。衣被天下在遥远的海南有一位伟大的妇女默默地为她的国家做着极有意义的事业。

    黄道婆黄道婆，又名黄婆，我国元代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元贞年间，她将在崖州（今海南岛）生活三十余年所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了一整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在当时一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对当时植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离乡背井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公元1245年），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龙华公社）人。南宋末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江南地区人民长期蒙受统治者的掠夺与压榨，遇到旱涝之年，人们纷纷逃荒。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数盛行的社会中，妇女更是如牛马般在苦水中煎熬。

    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追，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海南学艺我国是纺织业的发祥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古墓出土的200多件织工考究、色彩斑斓的丝麻织品，说明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掌握了相当先进的纺织技术。宋朝时纺织业在内地逐渐发达起来，海南岛在11世纪（北宋中期）为满足人们日用之需，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植棉。赵汝适《诸蕃志》说“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方勺《泊宅编》记载“闽广一带纺绩……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为“贡品”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20余种。

    棉布比之丝织物有着许多长处，王祯《农书》里说它“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黄道婆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到海南岛的。她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棉和织布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日月如梭，物换星移。在海南生活劳作的黄道婆不觉已度过了20多个春秋。中年之后，思乡情最切。桑梓故园之思，桑榆晚景之感，叶落归根之情，使“有志复赤子”的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年—公元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

    回乡劳作随着时代的前进，生产力也必然要向前发展。棉纺织业简陋的生产条件和落后的技术水平的改变，发生在宋末元初这一历史时期，黄道婆对这一重大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

    黄道婆重返故乡的时候，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是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乡后，看见妇女仍然用红肿的手剥棉籽，男人依旧用小竹弓弹棉花，而且织出来的布还像从前一样粗糙，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操作起来十分辛苦，生产效率又极低。

    黄道婆先改革了纺织工具，“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然后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并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精湛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故乡人民，将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革新技术黄道婆首先从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轧棉去籽”着手，她最初教人用铁杖来擀尽棉籽，以代替原始的用手剖去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