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隧以北的河段,顺顺利利渡过辽水。待到卑衍和杨祚清醒过来,四万魏军已然在辽水的东岸站住脚跟了。
成功渡过辽水之后,司马懿接着实施第二步计划。这计划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即“击其必救,引蛇出洞”。卑、杨二将见到敌军渡过河来,急忙收兵回营,采取缩头乌龟战术,凭借深沟高垒,固守不出。司马懿一见,不禁暗自发笑,心想这本是我对付诸葛亮孔明的看家本领,你们也敢班门弄斧拿出来对付我?他一面督促手下将士,在营寨四周构筑防御工事,做出要与南面的敌军打持久战的姿态,另一面又密令各军,暗中做好奔袭敌军大本营襄平的一切准备。
这时候,智商明显要逊色一筹的下属众将官,对于奔袭东北方向一百里外的襄平,感到困惑不解,纷纷认为应当直接攻击眼前的辽隧之敌。司马懿微微一笑,说道:“辽隧之敌深沟高垒,固守不战,目的就是想拖垮我军。现今如果进攻坚固的辽隧城池,正好中其圈套。敌军主力集中在辽隧,则其老巢襄平必定兵力空虚。我军直指襄平,辽隧之敌必定恐惧而出城救援。趁其离开坚固城池之时而猛烈进攻之,就能击破辽隧的敌军了!”
到了这时,众将官才恍然大悟,莫不叹服。于是曹魏大军突然抛开辽隧,直奔襄平方向。卑衍与杨祚果然又中计了,赶忙率领主力出城阻截,不防被曹魏打了埋伏,三战三败,辽隧城池遂告失守。卑、杨二将,只好收合残兵败将,奔回大本营襄平。司马懿动如脱兔,挥军急追,把襄平城团团围定,决心在此将公孙渊的势力全部歼灭。
此时已进入初秋七月,辽东地区连降暴雨,平地水深数尺。司马懿早就得到确切情报,说是自辽隧敌军残部涌入襄平城中之后,敌军存粮迅速减少,全歼守敌大有希望,所以他一再下达严格的命令:各军务必保持包围圈的完整,不得因为霖雨而擅自移动营地!将军张静犯令,被当场斩首。到了七月底,大雨终于停止,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开始了。战果将会如何呢?
经过多年战争,司马懿对于攻取坚城有了丰富的经验。其要诀有二:一是要动作猛烈。攻城行动先要作好充分准备,一旦开始即如暴风骤雨,不给守敌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直至破城为止。二是要手段多方。当时的攻城之术甚多,或高筑土山从上而降,或深掘地道由下而入,或以钩梯直接登城,或以冲车冲击城门。这些有效的攻城手段,全部都要同时采用,使对方穷于应付。此时此刻,司马懿把这两手绝招都亮了出来,公孙渊如何招架得住?《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记载,曹魏军队当时的战况是:“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看来公孙渊的末日已经到了。
公孙渊苦苦撑持到八月中秋,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他派遣本国的两位老臣,即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往魏军大营请求解围退兵。司马懿喝令将王、柳二人推出斩首,然后给公孙渊送去一纸檄文,上面写道:“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
檄文的大意是说,先秦时期的楚国军队打到郑国,郑国的国君见势不妙,就光着身子牵上肥羊,前去投降迎接楚军。当时的这两国,还是地位平等的诸侯国。如今我是中央天子派出的特使,官居朝廷最上等的三公之首太尉,而你派出的渺小人物王建等人,竟然想让我解围退兵,这不是蠢得连过去的郑国都比不上吗?这两个人年纪大了,必定是把你的话传达错了,所以已经将他们砍了脑袋。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说,可以派遣年轻一点而且脑袋清楚,做事有决断的人来!
司马懿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份上,公孙渊却还不死心,又派侍中卫演,前去谈判,说是只要魏军解围退兵,可以把公孙渊的儿子送去作人质。司马懿冷笑着对卫演说道:“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唯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用兵者的重要事情有五种,你们可曾知晓?能战则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逃,余下来只有投降和领死两条路可走。你家主将既然不肯捆绑自己前来投降,那必定是想死。既然是想死,就没有必要送人质来了!
卫演狼狈万分,急忙回营复命。公孙渊把牙一咬,下令从城南突围而出。司马懿早有防备,立马给以迎头痛击。公孙渊带着残兵败将,回转马头,又直奔东北,准备越过大梁水,逃往深山密林。到了这时,他才想到该去打游击战。不想逃到大梁水边,即被魏军铁骑追上。一阵如砍瓜切菜般的冲杀过后,号称“燕王”的公孙渊,连同其儿子当场死于非命。
接着,司马懿纵兵攻入襄平,大开杀戒。共计斩杀公孙渊文武官员两千多人,年龄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兵丁七千多人。襄平城中,尸积如山,血流漂杵,一片恐怖景象。自从董卓之乱前夕即占据辽东,至此已达四十多年的公孙氏势力,被彻底消灭了。辽东的地盘,以及所辖的三十多万人口,也归入曹魏王朝。而司马懿则以上万人的鲜血和生命,在自己的头上又添上一道成功的光环。
当月,司马懿率大军凯旋班师。回到幽州的州治蓟县(今北京市)时,魏明帝派出的劳军使团也赶到了。
首功司马懿,加封昆阳一县(今河南省叶县),这样他的封邑就有舞阳、昆阳二县之地。在曹魏的异姓封侯者之中,封邑有二县者,这还是破天荒的首例。以下的将士,也各有封赏。为了表示关怀,司马懿把一千多名六十岁以上的老兵遣散回家,将领战死者,送丧至原籍安葬。在蓟县宴饮犒劳三军数日之后,司马懿又继续南下。
就在他优哉游哉回转长安的途中,京城洛阳却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三十四岁的魏明帝曹叡,突然病倒床榻,生命垂危。于是,司马懿再一次得到了从地方进入中央政治核心,出任辅政大臣的机会,从而为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打下了基础。
辽东之战结束了。对于这场战役,应当如何评价呢?
如果单单从军事才能来考量,司马懿的用兵,显示出如下的特色:一是事前就有周密的思考和计划,对于公孙渊有客观的了解和估计,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二是临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战术运用非常灵活,因而能够使对方预先做好的种种抵抗设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三是进攻城池的时候,充分施展自己的绝招,令对方穷于应付。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攻坚战并不好打。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四员大将,出动多达对方兵力十倍以上的大军,在江陵围攻孙吴名将朱然的五千人马,历时六个月,却没有拿下,只好黯然退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六十岁的司马懿,在长途跋涉四千里之遥,以劳攻逸的困难情况下,还能够把数量不比自己少的数万敌军,一举歼灭,取得完胜,这在曹魏的军事史上,确确实实是相当罕见的经典战例。
必须指出,攻占襄平之后大开杀戒,又确确实实是司马懿这场胜利的可耻污点。他之所以这样做,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曹魏有成规在先。据《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魏军队中,从曹操开始就定下一条法规,叫做“诛降”,就是“围而后降者不赦”。凡是被包围之后才投降的俘虏,一律杀无赦。因此,在司马懿看来,此举不过是照规矩办事而已。二是辽东长期以来与曹魏对抗,如今被强力镇压下去,如果留下成年的士兵,难免今后成为后患。按照成规让他们消失,可以一劳永逸免除后患,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挥动了屠刀。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但是,无论出自任何理由,大规模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依然是司马懿身上无法掩饰的恶行。与曹操对无辜生命的践踏一样,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尊重生命,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永远应当是做人最基本的信条。这正是:
襄平一片腥腥血,自有公心论是非。
要想知道司马懿在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用兵的表现如何,请看下节。
二斗智淮扬
魏少帝嘉平元年(249),七十一岁的司马懿,趁皇帝前往京城洛阳南郊,前去祭扫魏明帝高平陵的时机,突然在城中发动政变,把死对头曹爽,以及曹爽的同党和亲属,一共几百人推上刑场处死,史称高平陵事变。至此,司马氏家族,完全控制了曹魏朝廷的中央军政大权。但是,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司马懿就不得不再度统兵出朝,前往淮扬指挥一场大战。那么这场淮扬大战因何而起?具体战况如何?司马懿又在其中显示出什么样的用兵特色,最后对这场战役,又应当如何评价呢?
淮南大战,实际上是高平陵事变引发的后续反应。
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虽然把朝廷中枢的对手消灭了,但是,拥护曹魏的地方实力派却还存在,特别是在拥有重兵的淮南战区。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一位在淮南战区的元老级大将,就密谋举兵,振兴曹魏皇室。这位敢于带头反抗司马氏的老臣,就是镇守淮南扬州的新任太尉王凌。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记载,王凌,字彦云,东汉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氏。其叔父王允,字子师,东汉末年曾任司徒,后来设计策划收买吕布刺死董卓者,就是此公。
王凌进入仕途,第一个官职是出任兖州东郡发干县的县长。这发干县,在今山东省冠县。不料他第一步就不顺利,在任内出了大失误,结果丢官不说,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每天在城中拿上扫帚扫大街,戴罪劳动改造。但是,他有幸碰到了一位贵人,命运终于出现改变。贵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他的这位贵人不远,就是正在担任兖州军政长官的曹操。这一天,曹操来到发干县城视察,在街上看到王凌。曹操见他的仪形举止,不像是一般打家劫舍的强徒,便向随行的当地官员询问此犯人的来历。当他得知王凌是王允的侄儿时,不由得生出怜惜之心来。
原来,曹操与王允曾有一段不错的交谊,而王允后来又惨遭董卓残部的杀害,直系家属无一幸免。感叹之后,曹操立即下令解放王凌,重新起用。从此,王凌就怀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为曹操效忠尽力。他先后出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刺史,所到之处,史称“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这都明确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八《王凌传》中。魏少帝曹芳继位,王凌以征东将军出镇扬州,大本营设在寿县,即今安徽省寿县,负责东南战区军事指挥事宜。因抗御孙吴有功,由征东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再升司空,最后继蒋济之后出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虽位至三公,却一直在淮南驻节,未曾入朝。所以司马懿与曹爽长达十年的权力之争,他完全没有介入进去。
对于王凌,司马懿一直是积极加以笼络的。这从王凌此前能够连连升官,曹爽死后司马懿执政,又提升他为太尉,就可以充分看出来。道理很简单,王凌不仅是少数健在的四世老臣之一,声望颇高,而且长期拥兵淮扬,实力相当雄厚。司马懿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把这位关键人物的工作做好,做到家。
但是,对于王凌,司马懿又是深怀戒心的。既然此人有资望,有实力,如果他不肯为自己效命又该怎么办?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曾经向熟悉王凌的蒋济,询问王凌其人如何,可见他已开始注意到王凌。当时,蒋济误解了司马懿的意思,以为他对王凌的才干能力有所怀疑,便替王凌美言道:“凌文武兼备,当今无双。其子王广,有大志,多才干,恐怕比其父还略胜一筹。”
世间的事就这么诡异,有时候替别人说好话,竟然是坏事一桩。蒋济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把司马懿问话的用意,仔仔细细琢磨几遍后,这才品出真味来。他大为懊悔,向家人长叹道:“我此言一出,将令人横受灭门大祸了!”
司马懿这一面,在笼络戒备王凌,而王凌那一面,又在干什么呢?
曹爽等人被诛杀之后,王凌心中大为不平。他倒不是同情曹爽,而是为年轻皇帝一再受制于强臣而激愤不已。作为领受曹氏四世之恩的元老重臣,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兴隆魏室,就同外甥令狐愚,密商兴隆魏室之计。
令狐愚,字公治,并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氏,时任兖州刺史,领兵驻屯于平阿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平阿本是扬州属下之县,在扬州的州治寿春县东北一百里左右。因抵御东吴之需,故而令狐愚统领兖州的兵马,借驻在扬州的平阿,协助寿春的王凌作战。舅甥二人同时掌控淮扬重兵,具有支持曹魏皇室的实力和地盘。而令狐愚又曾经当过曹爽的主要幕僚,对曹爽之死深为同情,所以对王凌的想法一拍即合,极表支持。
舅甥密议后,认为兴隆魏室之道,是在京城洛阳之外的合适地方,另外拥立一位年长而又有才能的宗室近亲为君主,从而与京城的司马懿相对抗。经过一番慎重选择,二人一致选定了合适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
对象,也就是被封为楚王的曹彪。
曹彪,字朱虎,乃曹操侧室孙姬所生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异母弟。曹彪当年与曹植关系极好,两人在京城聚会之后,分手各回自己的封国时,才高八斗的曹植,曾作长诗赠送爱弟,情意深挚,词彩华美,是传颂至今的名篇。其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便是后来唐代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名句的原版。曹植关心曹彪,是兄弟情分使然,那么王凌和令狐愚看中曹彪,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当然是年长。此时的曹彪,已经五十五岁,确实够年长的了。其次是曹彪有才,尤其长于文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曹彪的封地,长期在兖州管辖下的东郡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这不仅给作为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提供了接近和了解曹彪的有利条件,而且给今后拥立新皇帝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于拥立曹彪之后的临时中央所在地,则选在曹魏四个陪都之一的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即东汉献帝时期的临时都城。
嘉平元年(249)九月,高平陵事变之后半年多,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前往白马县看望曹彪。左右无人之际,张式悄声说道:“令狐长官致意于大王,天下事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曹魏王朝,对宗室近亲诸王的防范极为严格。他们只能住在各自的封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在封地中,朝廷都设有专门监视亲王一言一行的官员,例如监国谒者、文学防辅之类。他们视诸王为囚犯,诸王视他们如虎狼。此外,封地所在的州郡地方长官,对所辖区域内的亲王也有监督之责。此次张式来白马,表面上就是履行监督之责。曹彪此前就认识张式,从其神色中,立即领悟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重要含义,就回答道:“请奉达令狐长官,吾敬领其厚意。”
张式圆满完成任务,径回平阿复命。令狐愚很快把情况通报王凌,王凌随即派出一位名叫劳精的心腹,到洛阳把计划密告给长子王广。王广当时在中央的尚书台任尚书,他见识深远,做事稳健,很不赞同王凌的想法。他要劳精马上返回扬州寿春,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老爸。
但是,王凌自认为力量可以和司马氏抗衡。加之他已年近八十,不趁现今精力还可拼力一搏,报效朝廷,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不听儿子的劝阻,继续按既定计划筹备一切。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再次派张式到白马与曹彪联络。张式还未回转,令狐愚却因冬寒而突发重病,不几天就病死在平阿。消息传到寿春,王凌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会怎么办呢?
令狐愚之死,不仅使王凌失去可靠的支持,而且当新任兖州刺史来到平阿之后,又会对他本人的行动构成牵制,一出一进之间,王凌的力量即加倍受到削弱。但是,王凌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这样冒险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忠臣的责任感,也有老人的固执心,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是迷信者的盲从意识。
原来,文武兼备的王凌,是一个非常相信星相学及其他迷信玩意的人。当初他和令狐愚之所以选定曹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彪所在的兖州东郡一带,流传着两句民谣:“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意思是说,一匹带着素色缰绳的白马,径直向西南方向的京城驰去;是谁骑在上面呢?就是楚王曹彪啊!曹彪字朱虎,他骑白马上京城,不是去做皇帝还会是什么?所以两人便相中了曹彪。
令狐愚死后几个月,也就是嘉平二年(250)五月的夏至节晚上,茫茫夜空出现了一起罕见的天文现象。用《宋书》卷二十三《天文志》所载的话来说,是“荧惑逆行,入南斗”。所谓“荧惑”,即是现今所说的火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共有六颗组成斗形之星,与有七颗星的北斗不是一回事。按照当时星相家的说法,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与地上的扬州相对应;凡此三宿中出现的天文现象,都将从扬州境内的人事变化中得到表现。另外,他们还认为荧惑的星相,直接和人间的君主相关联。那么火星反向运行进入南斗的星域,究竟主何吉凶呢?一个名叫浩详的星相家告诉王凌,说这预示着淮南“当有王者兴”,意思是淮南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君主。王凌信以为真,更加觉得拥立曹彪之事上应天象,必定成功无疑。
王凌在扬州这边加紧准备,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在京城那边,把他的秘密泄漏了出去。原来,当初令狐愚在世时,曾有一位心腹幕僚叫做杨康。有关拥立曹彪之事,杨康都了解。令狐愚生病之后,杨康应朝廷之召,到洛阳报告兖州的州务情况。杨康进京不久,突然得到令狐愚病死的消息,他不禁发起愁来。因为旧刺史身亡,很快就有新刺史来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这个幕僚很可能当不成了,今后出路在哪里呢?愁闷之中,杨康便坏了心术,竟想出一个卖主求官的主意来。于是,他把令狐愚如何如何与王凌通谋之事,彻底向朝廷告发。
司马懿得知情况后,心中暗自高兴。王凌既然不愿归顺自己,那就要及时铲除他。但是王凌位为三公一级的大臣,又出镇一方,要铲除他必须有非常正当的理由,非常合适的时机。现在你王凌想拥立新君,对抗当今皇帝,这正当的理由就有了。余下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司马懿准备稍等一段时间再动手,原因有二:从政治上考虑,去年才大开杀戒,让曹爽等数百人的鲜血洒在京都的郊野;如果今年又大动干戈,把屠刀挥向年近八十岁的四世老臣王凌,恐怕对自己树立新形象争取人心的努力,相当之不利。再从军事上考虑,他也得有一段时间预作部署。于是,他立刻命人把杨康软禁起来,同时又吩咐对杨康所提供的情况要严加保密。由于司马懿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王凌对秘密泄露一事竟然毫无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