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_分卷阅读_15

    这道奇怪的圣旨让大臣们摸不着头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是谁？怎么谁也没听说过？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朱寿，就是朱厚照给自己起的新名。

    四天之后，又一道谕旨送到了兵部。敕谕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为扫腥膻，安民保众，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今特加威武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

    这道圣旨更是让全北京城经纶满腹的大臣头疼不已。在这道谕旨里，皇上给自己加大将军总兵官衔不算，又加封自己为公爵——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自己发俸禄。俸禄定为岁支米五千石，在后军都督府带俸。

    这两篇文字把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推进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死角。不伦不类的圣旨仍然是圣旨。臣民弄不清他们这位皇上是神经有问题还是存心拿天下人开心。不论是哪种情况，结论都不容乐观。因为这个嘲弄礼制的人正是礼制社会的主人，这个蔑视纲常的人却是遵守纲常的天下人无条件服从的对象——君为臣纲。因为天经地义的规矩，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这个以破坏规矩为乐的人所有。大明王朝一瞬间有点迷茫了。

    十三

    逃到宣府的朱厚照感觉真是太好了。在这座塞外孤城，他总算摆脱了那些讨厌的文官。“镇国府”里，他终于逃脱了那些规矩和排场。他告诉手下人，见他的时候不用参拜，他到哪儿去也不用前呼后拥，自己带上一两个随从随随便便就去了。他经常带着一两个人在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或者荒郊野外随意走走。他喜欢北方质朴粗放的原野，喜欢这里格外开朗雄浑的天空，喜欢这里清冽的空气。

    特别是刚刚给朝中大臣发去的两封诏书，让他想起来就想笑。他完全能想象得到大臣们阅读时脸上的迷茫表情。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虽然登基十几年了，但是他对文臣们的心理，一直也没有从上学时候形成的顽童对付老师的角色心态中转变过来。对这些迂腐可笑处处与他作对的书呆子，他既好气又好笑，既讨厌又无奈。时不时地和他们开开玩笑，耍弄耍弄他们，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乐趣之一。

    当然，开完了玩笑，他马上便投入到军事准备当中。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到宣府来的主要目的。刚到宣府不久，他就带领随从，巡视了千里边关。旧历的九月相当于公历十月，这时长城以北已经十分寒冷了。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朱厚照一直是乘马暴露在风霜里，腰系弓矢，顶风冒雪，风餐露宿。虽然官员们给他准备了舒适的车辇，但是他只命随行，从不乘坐。从出北京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样。不少随行人员都因长途困顿而病倒掉队，他却始终精神抖擞，不以为苦。终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两个月之后，朱厚照如愿以偿，等到了蒙古人。

    当蒙古骑兵的面孔在晨雾中渐渐显现的时候，朱厚照身体里掠过一阵战栗。他催动坐骑，跑在队伍的最前列，似乎是为了尽可能看清蒙古人长得什么样。身后的队伍立刻潮水一样随着他向前涌动了一轮。虽然大臣和百姓对这个好动的皇帝不以为然，但是边疆的军人欣赏这个直爽果断、有着军人气质的君主。由于近一段时间的风霜磨砺，朱厚照明显黑了、瘦了，但双目显得炯炯有神。他一甩鞭子，马撒开腿小跑着。立刻，明军庞大的队伍启动了，裸露在寒冬里的大地表层在马蹄声中绷紧了，士兵们渐渐越过皇帝，迎向蒙古人。

    这次，是蒙古人又一次试图南下，进行抢掠。据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朱厚照亲自带兵拦击，先后在山西应州附近的绣女村、五里寨、涧子村迎战三次，其中以涧子村一战最为激烈。这一战，蒙古兵为五万，明军为六万，从上午辰时一直战到下午酉时，历十二小时，交百余合。十多万人在北方荒野里角斗厮杀。朱厚照被一种极度的兴奋攫住了，反而感到格外镇定。他有条不紊地向身边的太监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命令，不断骑马在各个侧翼巡视。他到达哪里，哪里的士兵就越发英勇，和皇帝并肩作战对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蒙古骑兵的脸上显出惊惶的神色，他们头一回遇到如此顽强的明军。一整天的战斗未分胜负。战后，蒙古军全部撤退，明军也疲惫不堪，而且气候突变，第二天起了沙暴，追击未果，听任蒙古军逸去。从整个兵力部署、作战次序来看，朱厚照的指挥是称职的。这次战役是十六世纪前后明蒙之间一次较大的战役。五万蒙古大军没能突破明军的防卫，南下的企图破灭，而明军达到了阻止和打击蒙古骑兵的战略任务。在此之后，终正德一朝，蒙古人未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应该说，这次战役达到了朱厚照预期的目的。这次军事行动，反映出朱厚照并非一无所能，只会放荡享乐。他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还亲手格杀了一名蒙古骑兵。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外，明代皇帝还没有谁敢于这样深入战争第一线。

    十四

    朱厚照对这次胜利非常重视。对于文治，他不感兴趣，对自己也不抱希望。至于武功，他自认为还是可以和列祖列宗，甚至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比一比的。他希望历史能因为这一战刻下他的名字。

    正德十三年（1518年），新年刚过，朱厚照回京，一路上踌躇满志。这场战争一定能让那些瞧不起他的文臣大跌眼镜，也一定大大出乎普通百姓的意料。他认为，这次胜利应该能够洗刷掉他身上一半“荒唐无道”的罪名，向全国人民证明他有能力为人民带来福祉。在回朝的路上，他发布指示，要所有朝臣都穿上“曳撒大帽鸾带服饰”。为此，他命令礼部头一天发给每位迎驾官员大红苎丝、罗纱各一匹，按品级发给彩绣，一品为斗牛，二品为飞鱼，三品为蟒，四品为麒麟，五、六、七品为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以便官员裁制。这种服装长可拖地，头上是宽檐彩帽，还要扎上长长的鸾带，穿上之后，整个迎驾队伍五颜六色，显得热闹非凡。

    正月初六黄昏，皇帝大驾到达北京。皇帝身穿铠甲，头戴银盔，腰佩宝剑，骑乘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凛凛，神采飞扬。群臣匍匐道左，高呼万岁。大学士杨廷和代表大臣进酒一杯，表示祝贺。皇帝一饮而尽，对杨廷和高声说道：“朕在榆河曾亲斩虏首一级！”杨廷和赶紧叩头，赞扬道：“皇上圣武无比，臣民备感欣幸！”朱厚照闻言大笑，催马穿过人群，回到内宫。

    每个人都看得出，皇帝心情十分好。一直懒于出席各种祭祀仪式的他还没有充分休息，就精神抖擞地出席并主持了南郊祭天大典。在典礼上，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耐心，毕恭毕敬，行礼如仪。也许这是头一次，在这个面对上天的场合，他感觉自己对得住皇帝的身份。紧接着，皇帝在奉天门下举办了一场“展览会”，陈列了他在战场上缴获的蒙军兵器、盔甲及大车等物，命群臣参观。

    皇帝简直是在炫耀了，就像小学生到处显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优”的作业本。表面上放浪形骸、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声名还是非常在乎的。然而，满朝文臣表面上称贺不绝，内心里却不以为意。京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论调，说皇帝此次取胜，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连日的大风沙让蒙古兵睁不开眼睛，所以才无奈退去。还说，皇帝在这次征战中单身冲入敌阵，差一点儿做了蒙古兵的俘虏，只是身边的卫士冒死相救，才逃了回来。如果不是运气这样好，大明朝已经又重演了一次“土木之变”，国家早就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像对皇帝的昏聩深信不疑一样，文臣对蒙古骑兵的强悍也抱着根深蒂固的迷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朱厚照有本事打败成祖皇帝都无法打败的蒙古人。在他们看来，这场侥幸胜利的战争是完全不应该也完全没有必要打的，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任何益处。

    更为离奇的说法是，这场大战，蒙古军才死了十六人！所以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一场胜利，事实上更接近一次失败。事实上，后来明朝正史的叙述居然也采信了这种传闻。据后来明朝官方记载说，这次应州之役，蒙古兵仅死十六人，而明军死伤巨大，并且说战斗中“乘舆几陷”。从常识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州之战的几次战役前后进行了五天，双方投入兵力约十一万，其中绣女村与涧子村之役都相当激烈，形成多次反复，包围与反包围贯穿始终，阵线并不很清楚，这都是正史所承认的。而在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中，蒙古方竟然只死十六人，明军的死伤数字却是蒙古人的几十甚至上百倍，那又如何解释蒙古人不是乘胜追击而是迅速撤退呢？

    朱厚照完全不知道官员中流传的这些说法，更预料不到他的战绩会这样载入历史。为了酬谢百官的称贺，他在奉天殿大宴群臣，遍赐群臣银牌：一品官银牌重二十两，二、三品者十两，上面都刻有“庆功”二字；四、五品官及都给事中五两，左右给事中四两，给事中三两，上面都刻有“赏功”二字。这是正德朝臣头一次得到皇帝赐物封赏，大部分人当然都欣然接受，然而，却有一些耿介之士，不给皇帝面子。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贵州道御史李闰等共同上书，不肯受赐，他们说，前日皇帝亲征之役，蒙古骑兵杀掳人民众多，我军也损兵折将，得失相较，实在称不上什么大不了的胜利。希望以后皇帝不要再这样草率亲征，而是要“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朱厚照像往常一样，把这样的奏折留中不发，然而大为扫兴。与此同时，那些负责探听市井舆论的太监也不断向他汇报，说百姓们都相信官员的说法，认为皇帝此次其实是打了个大败仗，只不过留了条命回来而已。

    朱厚照默然无语。他发布命令，因为连日劳累，休息十日，谁也不见。十天之后，朝中传出消息，说皇帝打算再次出京，这次的目的地是南方。这次巡游的计划十分庞大，据说皇帝打算遍游江南，在外面待个年把再回京。

    十五

    这次文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上次一不小心，让皇帝跑到宣府，他们已经后悔不已。这次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皇帝留在自己身边。三月十三，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谏止南巡，全体“伏阙请命”，跪在宫中进行示威请愿。他们对这个坐不住的皇帝大加威胁恫吓，他们说，人心的善念其体甚微，外界利欲的侵袭，不胜其多。所以静常吉而动常凶。皇帝不断出巡在外，被亡命之徒得知行踪，有可能变生不测。而且江南乃财赋重地，近来灾情不断，南巡将加重百姓的负担，有可能激起民乱。再者，皇帝南巡，北京空虚，蒙古人极有可能乘机南下，如果蒙古骑兵占据北京，则皇帝有家难回。

    这次请愿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朱厚照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官员们不走，宫里没法关门，他派太监宣谕，说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谏官们见皇帝有了反应，也见好就收，退出宫去了。

    朱厚照表示同意考虑之后，却没了下文。百官于是纷纷上书谏阻，分别有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吏部郎中张衍端等十四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五人。规模之大，为朱厚照当皇帝以来第一次。奏折语言之激烈，也前所未有。据《明史·列传第七十七》记载，他们说什么朱厚照领兵与蒙古人作战，“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什么“祖宗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指太监刘瑾），再坏于佞悻，又再坏于边帅之手。盖荡然无存矣”，什么“陛下已成骑虎之势，不乱不止”，什么“将自取覆亡为天下笑”。

    朱厚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从继位开始，对言官科道基本上持听之任之的政策，因为他知道自己和他们辩论只能失败，所以只好把他们当作落到老虎身上的苍蝇，轻轻拂去就算了。可是现在他们发展到近乎谩骂的程度，借这个机会，对他当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批判，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辛辛苦苦征战蒙古取得了自己颇为自豪的战功，却被这些官员公开评价为“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压了许久的怒火终于发作了，这位容易冲动的皇帝的雷霆之怒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他迅速发出命令，把言辞最激烈的黄巩、陆震等六人执送到刑部，严刑掠打；其余一百零七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五天，每天由早晨五点一直跪到傍晚七点。于是，在大明朝政治中枢部位的这片广场上，每天从黎明开始，就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蓬头垢面的孔孟之徒，他们在日晒风吹中屈身俯首，一整天滴水不进，不断有人昏倒。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皇帝发自心中天理的诚挚的爱。两天后，三十三名为这些官员鸣冤叫屈的大臣同样被投入监牢。五天之后，罚跪期满，朱厚照依然怒气不消。于是，就在午门之外，这些平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官员被扒下裤子，每人痛责五十棍。太监们知道皇帝的心思，所以下手格外重。几棍下去，便血肉横飞，哭喊之声，响彻紫禁城。当天，主事刘校和照磨刘旺就毙于杖下，后来又有十一人因杖伤不治而死，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终身残疾。

    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文官集体被惩事件。

    发了一通火之后，打死了一批人，朱厚照也无可奈何了。他也有点后悔自己的火发得大了点。平生第一次，他主动让步，取消了南巡计划。文官集团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不过，他们似乎很难高兴得起来，因为他们忙于同僚的丧事以及自己的疗伤。这一胜利真的是来之不易。

    十六

    可是，大臣们十三条性命换来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原定春天举行的南巡在那年秋天终于成行。和平时一样，朱厚照依然保持自己的作风。他放弃自己专用的卤簿，却常常和亲信太监挤在一个大车上。他不穿皇帝服装，和身边人上下不分，以致巡抚设宴时，他的席上竟然没有筷子。巡抚官员惊恐不已，他却一笑置之，还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后来，这些在野史小说里都成了他的可笑之处。

    然而，南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朱厚照此行的心绪十分混乱。他几乎放弃理智，一任种种昏天黑地的追欢逐乐来麻醉自己。他在路上几乎每天都把自己灌得人事不省。他在保定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他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他是为了江南青山碧水而来，美丽的风景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效地安慰他的心灵；相反，他却觉得一切都更加了无兴味。只有胡闹才能暂时让他开一下心。他最怕的就是醉后的那一刻清醒。在这个时候，他心里苦恼得一刻也不能承受，他分不清这些苦恼是从何而来，他也不想分清，他只好再找来美酒，把自己弄醉。

    在回京的路上，心不在焉的皇帝在湖上落水，等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救上来，他已经在十月的冷水中泡了很久。这一路肆意糟蹋，他的身体已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经此一激，遂成重病。据史学家推测，他死于因肺炎引发的心肺功能衰竭，终年三十岁。

    十七

    朱厚照被文臣谥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意即发扬天道，英武睿智，道德功业都很显赫，文治也很有成绩，并且十分孝顺。这可不是讽刺，而是依照祖制惯例，本着为尊者讳的精神制定的。生前对他那么痛恨的文臣还是很有修养地既往不咎，用这些千篇一律的有固定格式的词汇把他打扮得尽量体体面面送入太庙供后世万民参拜。他们做这一套得心应手。

    第六章

    崇祯后人：权末代的悲惨命运

    末代帝王的悲惨命运

    一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

    朱祐樘览奏后，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育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七十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六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朱钟镒并非明代的“生育冠军”，这一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个，以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1508年）二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无法弄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都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万历三十二年（1603年）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与此相对照的，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说，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虽然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相仿，但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两万九千人。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二

    人口如此急剧地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的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十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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