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锁链还是锁链&hellip

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

    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

    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

    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帮手）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

    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

    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

    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

    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

    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位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违章行为太多！）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

    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

    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

    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户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嚷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

    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

    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

    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

    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

    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

    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

    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

    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彻得很好，领

    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

    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营领导指着加强

    管制工棚旁边的一堆石头（就是格尔舒尼抱过的那一堆石头）对

    我们班长说：“这种石头还会源源不断从采石场运来。这里现有的

    加强管制工棚只是原设计的一半，还要修建另一半，这个任务就

    交给你们班吧。”

    这样，我们便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

    那年的秋天很长，很干燥，整个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点儿雨

    也没下。早晨往往很平静，然后就起风，到中午风力最大，傍晚

    就停了。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特别使人感到这草

    原太广阔了，从加强管制工棚旁的树林开始，一直伸向远方；那

    个只有几间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点，警戒部队驻扎的军营和我们

    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劳改营隔离区，都似乎完全湮没在这一望无

    垠的、平坦的、毫无起伏变化、毫无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

    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电话线杆朝着东北方向、朝着巴夫洛达

    市的方向伸去。风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猛，只须一小时就把西伯利

    亚的冷空气吹来，迫使我们穿上棉衣。大风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

    石不住地往脸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强管制工棚

    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吧，也许能说

    明点什么。

    砌石工

    看，我这个砌石的，

    在认真地砌造监狱，仔细挑选着荒山的石块，犹如诗人在斟词酌句。这里并非城镇要地，是国起来的隔离区；苍鹰在碧空翱翔，仿佛也正凝神警惕。草原上唯有北风掠过，望不见行人踪迹，甚至无人来问我一声：在为谁砌造监狱？岂不见圈起的铁丝网，撒开的军大，还有那机枪手已进入阵地？不，还不够可靠！监狱里面还要造监狱！挥动着手中的瓦刀，我有节奏地转身。弯腰，像是这劳动本身把我拖着不停地往前奔跑。少校来视察过了，他说：“嗯，砌得蛮好！”他还随口许诺：让我们第一批住进这新车！难道如此而已？瞧他说得多么轻松、惬意！准是又有人告了密，把那个害人的符号

    记进了我的越中档案里，

    把我用方话弧

    同别人牵在了一起。

    敲打砍削声响成一片，

    瓦刀、榔头上下飞翻。

    墙里又砌上一道墙，

    一间四室还要隔成几间。

    休息，我们在灰槽旁吸它几。烟，

    有人逗趣，有的在谈天。

    我们等待着晚饭，盼着赏下来的

    那碗“补助”汤，还加面包一片。

    然而，在那边小林的后面，石墙中间，

    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

    须知有多少无处倾诉的痛苦

    深深地永远锁在里边。

    唯有一条汽车路通到这里，

    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维系。

    路旁的电线杆在嗡鸣，

    不久前才把它立起。

    上帝啊，我们多么懦弱、

    无能、没有骨气！

    上帝啊，我们是一群

    多么驯顺的奴隶！

    真是奴隶！这不仅表现在我们慑于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威胁而尽量把石墒砌得整齐，把洋灰抹得尽量平整，好让将来的囚犯们不容易把这墙破坏掉，而且还表现在尽管我们连定额都没有完成，但还是给我们砌石班发了补助粮，我们也确实吃掉了，没有把它往少校的脸上摔。而我们的同志，沃洛佳-格尔舒尼，就被关押在加强管制工棚的已经建成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档案里的一个什么记号也被关进了惩戒班。我们中间将来还会有许多人要住进这个叫做“加强管制工棚”的监狱，可我们现在却正认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们用石块和灰浆忙碌建造监狱的时候，草原里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辆乌鸦车开到离我们不远的岗楼。（这是警卫部队本部用的一辆真正的黑乌鸦囚车，车身上并没有漆着哄骗傻瓜的大字“请喝苏联香槟酒！”）从囚车里推出了四个人，都已被打得满身是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个被士兵在地上拖着。只有伊万-沃罗比约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

    四个企图逃跑的囚犯就这样穿过了我们的脚手架，从我们脚下被带过去，带进了左边那个已建成的加强管制工棚。

    我们呢？我们仍在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逃跑！绝望的挣扎！身上没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带食物，两手空空就想穿过枪弹纷飞的营区，跑进那没有水草、没有树木的无边草原去！这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谋划，它简直是挑战，是一种骄傲的自杀。我们中间那些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进行这样的反抗的！

    但是，我们呢？我们的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那次确实太笨了。外号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师穆吉亚诺夫和一个原波兰军官，三个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劳动。他们节约下一点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间屋里挖好了个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们把坑顶盖起来，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员会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样撤走，那时他们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时发现人数不够，但四周的铁丝网完好无损。警戒部队没有撤走，继续日夜守卫着工厂。这期间搜索的人带着军犬在隐藏者的头顶上走来走去，他们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顶盖子的缝里，破坏军犬的嗅觉。总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个人只能把四肢交叉着挤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他们这样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钻出来了。

    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

    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

    “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

    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

    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

    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

    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

    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接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

    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

    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膝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

    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没有任何消息。

    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