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娃娃犯人

容许的之间没有任何禁止越过的界限，更没有什么善恶观念。对于他们说来，凡是他们想要的，都是好的，凡是妨碍他们的，都是坏的。他们所以养成一种厚颜无耻的举止作风，因为这是劳改营里最有利的一种行为方式。在不能以力致胜的地方，假装和狡猾对他们很有用。娃娃犯人可以装成宛如圣像画上的少年，使你感动得掉眼泪，而这时他的同伴却在背后掏空你的口袋。他们这帮记仇的小家伙可以把任何人报复得不能安生——为了不被这伙小强盗纠缠上，谁也不去帮助受害者。目的达到了——把对手们拆散了，娃娃犯人们就一群扑上去对付一个。这时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了！他们这么多人一下子猛扑上来，你都来不及发觉他们、区别和记住他们。你被搞得手忙脚乱，招架不及。

    苏济讲述了诺沃西比尔斯克劳改营克里沃舍金诺第二（惩戒）劳改点的几个场景。生活在招入地下一米半深的阴暗的大土屋（容五百人）里。长官们不干涉隔离区的生活（既没有标语，也不讲课）。盗窃犯和娃娃犯人称王称霸。几乎不出工。伙食也就与之相适应。然而却有许多空闲时间。

    在作业班员们的护送下从切面包房里抬出面包箱。娃娃犯人们在箱子前面假装打架，你推我撞，把箱子弄翻了。作业班员忙去从地上拣面包。二十份口粮中，他们只来得及拣起十四份。“打架”的少年犯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个劳改点里的食堂是一座临时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不适用伪。烂菜汤和口粮从厨房送到土屋，需要在严寒的露天里走一百五十米路。对于年老的残废犯人，这是危险的艰苦的行动。口粮深揣在怀里，冻僵的手紧抓住菜锅。突然，三、四个娃娃犯人从旁边发疯似地猛扑过来。他们把老人打倒，六只手一齐上来搜索，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口粮被抢走了，烂菜汤倒了，一只空锅躺在地上。老人使劲屈膝站起来（其他犯人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躲开这个危险地方，赶紧把自己的口粮带回土屋里）。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残忍。一个已经完全软弱无力的老人被抢走了口粮；明目张胆地，直接从手里夺。老人哭着，央求还给他：“我要饿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么关系！”——娃娃犯人们商量好在厨房前的一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的空空的冷屋里袭击残废犯人。一伙小强盗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脚上、头上，搜索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马合烟和钱，就跑掉了。

    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拉脱维亚人马尔丁松穿着英国飞行员的褐色系带高筒皮靴（带子用小钩一直系到膝盖）出现在隔离区里。他甚至夜里都不脱掉皮靴。他自恃有力气。但是一伙娃娃犯人盯准了他在食堂的小舞台上稍稍躺一下的机会，霎时间一齐向他扑上去，霎时间消失了——皮靴没有了！所有的带子都被割断，靴子被拉了下来。寻找？往哪里找！马上就通过看守员（！）把皮靴送到区外高价卖掉了（娃娃犯人们什么不拿到区外去卖！每次当劳改营领导可怜他们年幼，给他们稍好一点的鞋子或衣服，或者给他们从五十八条犯人那里剥夺来的床垫片——不消几天，所有这些东西都卖给外面人换了马合烟，而娃娃犯人们又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鞋子，睡在光秃秃的板铺上）。

    一个不谨慎的自由雇员牵着一条狗走进隔离区，只要～眨眼工夫不留意——傍晚时分他就可以在营区外买到自己那条狗的皮：狗一眨眼间就被诱走，宰掉，剥皮，烤熟了。

    再没有比偷盗抢劫更美妙的事了！——既可饱肚子，又快乐。年轻的身体需要单纯的活动筋骨和不为谋利的娱乐以及奔跑。如果给他们锤子去打炮弹箱，他们会不断挥舞起来（甚至女孩也一样），把钉子钉进随便碰上的什么东西里去，钉进桌子，钉进墙壁，钉进树墩。他们经常彼此角斗，——并不只是为了去掀翻面包箱，他们真的也在板铺上，在过道里角斗，追逐。他们踩在人们的腿上、踩在物件上奔跑，把什么东西弄翻，把什么东西弄脏，把什么人吵醒，把什么人撞倒，并不是有必要——他们在玩耍！

    任何儿童都这样玩，但普通的儿童毕竟有父母（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毕竟”），有某种管束办法，可以制止、感化、惩罚他们，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在劳改营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活去感动娃娃犯人——简直是不行的，人类的语言和他们无线，他们的耳朵听不过任何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生气的老人们动手去制止他们——娃娃犯人就把重东西往老人们身上扔。娃娃犯人们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开心的！——抓起残废人的一件军便衣，玩起你扔我接的游戏——逼着老头像他们的同龄人似地跑来跑去。他生气了，走掉了吗？——那他就再也别想看到这件军便服！他们卖到营区外去了，换烟抽掉了！（这时候他们会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走到老头身边：“老爷子，给对个火！算了，别生气了。你为什么要走掉，不把它抓住呀？”）

    对于成年人，对于做了父亲、祖父的人们说来，娃娃犯人在劳改营这块狭小地方的这些狂暴游戏，要比他们的抢劫和饥饿贪婪更为难受，更感受辱。这是想不到的一种最刺激人的屈辱办法：把上了年纪的人与顽皮孩子放在同等地位，如果是在同等地位那还凑合——不，是交给孩子们任意摆弄。

    娃娃犯人不是故意去做坏事的，他们根本不想侮辱人，他们不装模作样：他们除了自己和年长的盗贼犯外，的确不把任何人当人！他们当初是这样认识世界的——现在仍抱住这种观点不放。下工的时候，他们插入到那些疲惫不堪的、几乎站不稳脚的、发呆的或沉浸在回忆里的成年犯人的队伍中去。娃娃犯人把队伍冲得七倒八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成为领头的——这什么好处也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已。他们吵吵闹闹地说话，经常瞎提普希金（“普希金拿了”“普希金吃了”），冲着上帝、基督和圣母骂娘，大声喊叫各种关于性欲方面的下流话，丝毫不避站在旁边的上年纪的妇女，更不用说年轻女人了。在劳改营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达到了脱离社会的最高自由！——在营区内漫长的点名时间，娃娃犯人们彼此追逐，冲人群，把一些人推倒在另一些人身上（“喂，乡下佬，干吗站在路当中？”），或者围着一个人，像围着一棵树那样，你追我赶地奔跑，而且比围着树转更方便，因为可以拿他来挡住自己，可以扯他，摇他，把他往四面八方拉。

    即使在愉快的时刻这也是令人感到受辱的，而当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被毁坏、被扔到遥远的劳改营坑里去毁灭、饥饿的死亡已经在他身上蔓延、他的眼里一片漆黑的时候，——更无法用悲天悯人的高姿态去同情那些少年们，原谅他们在这种凄凉地方的游戏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不，上年纪的受尽折磨的人满腔愤恨地向他们叫嚷；“小毒蛇，都把你们瘟死！”“渣子！疯狗！”“你们都死绝！”‘很不得亲手把他们掐死！”“比法西斯分子还坏的野兽！”“真是专门放出来要我们的命！”（在残废人的这些叫喊中放进了多少仇恨，如果话能杀死人——那就已经把他们杀了。）是啊！这些家伙好像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害我们的！——因为劳改营的主管人员不管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比这更大的祸害来了（好像在一盘成功的棋局中，所有的棋步突然自己配合起来，给人的印象却好像事前天才地想出来的，在我们的系统中许多折磨人的好办法也是这样搞成功的）。你会觉得基督教神话里的小鬼就应当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样。

    况且，他们的主要游戏和他们的标志——他们常用的标志，致敬和威胁的标志——就是两股叉：食指和中指叉开做成好似活动的犄角的形状。但它们不是低人的，它们是刺穿东西的，因为老是向着眼睛伸去。这是从成年盗贼那里承袭来的，表示一种严重的威胁：“杂种，抠掉你的眼睛！”这是少年犯的一种心爱游戏：在一个老人眼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出其不意地像蛇头那样伸出一对双股叉，手指照直地向着眼睛移动过去，马上就要捅进去！老人身于往后仰，他们还在他胸部稍稍一推，而他后面一个娃娃犯人已经紧靠着脚伏在地上——于是老人就在娃娃犯人愉快的哄笑声中啪嗒一声朝天跌倒，头碰在地上。他们永远不会扶他起来。他们不懂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这只不过是寻寻开心。你拿这些小鬼一点没有办法！老人艰难地撑起有病的身子，愤愤地低声说：“要是有机枪——把他们统统打死也不可惜！”

    老人u对他们恨之入骨。他说：“他们反正是已经毁掉了的，长大起来对人们将是一场瘟疫。应当把他们悄悄地消灭掉！”他研究好了一个方法：偷偷抓住一个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双膝压他的胸部，直到听得见肋骨的折裂声——但不结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头说，这样的娃娃犯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但什么医生都不会弄清是怎么回事。u老头就这样把几个娃娃犯人送到了阴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仇恨产生仇恨！仇恨的黑水沿平面泛滥要比从沿着火山口朝上喷射冲向那些使老的和小的都遭受奴役的人要来得容易。

    这些法西斯小顽固就这样由斯大林的法律、古拉格的教育和盗贼薰陶的共同行动培养了出来。再也不能想出使孩子丧失人性的更好方法了。再也不能更浓密更迅速地把劳改营的种种恶习打入未成熟的瘦窄的胸膛了。

    甚至在可以毫不困难地使孩子的心灵软化的时候，劳改营的主人们也不许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教育的任务。一个男孩子请求从克里沃舍科沃第一劳改点转到他父亲服刑的第二劳改点去。没有允许（因为规章要求分开关押）！这个小男孩不得不藏在一只大木桶里被运到第二劳改点去，偷偷地住在父亲身边。他们以为他逃跑了，引起了一场慌乱，还用钉耙搅粪坑——莫非是淹死在那里了？

    万事只是开头难。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刚十五岁进监牢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后来他得了六个刑期，加起来几乎有一世纪（两次各二十五年），在强管棚和禁闭室过了一百天（年轻的肺得了结核病），七年是在全苏联的通缉之下度过的。后来他就在牢靠的盗贼道路上安身过活了（现在是失去一只肺叶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残废）——维佳-科普佳耶夫从十二岁起就不断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为逃跑。“在狱外我还没有过过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叶尔莫洛夫获释后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辞退了——因为录用复员军人更为重要。他不得不会作“巡回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惩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了较缓和的法令为止。这个法令释放了

    已服满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这是第一个刑期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十四个刑期呢？）。他们收割了二十次。他们使

    得二十年内的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

    途。

    有谁敢于使“伟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阴影呢？

    有这样一些行动敏捷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已经把五十八条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岁就得到了它（从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养院服刑）。对于五十八条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龄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讲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这样说的。乌斯马博士知道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这显然是创纪录了！

    有时，为了面子上好看起见，把关押孩子的时间推迟，但认

    准了的反正还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个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与其他两个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岁，叶依斯克，一九三二

    年），听说在清算富农时把幼儿扔掉不管让他们死掉，决定（“像从前的革命者那样”）表示抗议。她们用自己的笔迹把事情写在从学校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并在集市上张贴，期望立即引起普遍

    的愤慨。医生的女儿好像当即就被关进监狱。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则只是在什么机关里挂了号。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为波兰当间谍”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斯维特兰娜-谢多娃也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这些东西上，当时正下着大雨。从六岁起我就成了‘叛国犯的女儿’——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他们被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送进特种保育院。大多数人都改名换姓，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气并不大，为什么也改了姓？）子女长大起来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变得干干净净的。罗莎-科瓦奇出生于美国费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员父亲带到了这里，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出来后，在战争时期落入了德国的美占区——她什么遭遇没有经历过呀i——那又怎样呢？还是回到了苏维埃祖国去领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觉这个特点：儿童也得坐牢，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发到群岛的天堂乐园去，有时是与父母一起去。请看八年级学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亲。进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写的一首顺口溜虽已揉成一团扔在炉子里，但还没有烧掉。本来就这样让它放在那里算了，但尼娜由于心慌意乱决定当即把它撕掉。她爬进炉膛，这时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现在契卡人员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长。她还表达了愿望：

    把那学校给炸掉，

    我们懒得上学了。

    当然，这些在唐波夫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去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尼娜被捕了。她从六年级开始写起的日记本和一张反革命照片：被拆毁的瓦尔瓦拉教堂，都被抄去进行侦查。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大声号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虽然她还不可能被剥夺权利：她还没有权利）。

    在劳改营里当然把她同父亲分开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肠寸断：女友们这时正在考试呀！就像行动人员设计的那样，尼娜作为一个因想到“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我同岁，可是人家做出了什么事，而我却多么可恶”而决心改过自新的女罪犯，内心感到极大痛苦。行动人员趁此加强压力：“但你还能赶上她！帮我们作事吧！”

    哦，年轻心灵的腐蚀者！你们将多么顺利地过完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在哪里也不必满脸羞惭浑身发僵地站起来承认，你们往人们的心灵上浇了多少脏水！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