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赴试进士,礼部奏名为第一。按成例,殿廷皇帝唱名过三人后,礼部试第一名,就可越次大声自己陈述,通常得以置于上等之列。吴育、欧阳修号称耿直清介,也顺从众俗。范镇唯独不然,同伴们多次劝他自陈,不为所动。直到第七十九人,这才随呼出应,退而归列,没有一句怨言,朝廷中的人都感到惊异。从这以后陈旧之风于是被革除。
调任新安主薄,京西留守宋绶把范镇延请到国子监,推荐他为东监直讲。召试学士院,应该得馆阁校理之职,主考部门错误认为他的诗文失之韵律,补为校勘。人们为他愤忿不平,但范镇处之安然。经过四年,按常规应当升迁,宰相庞籍说“:范镇具有特殊才能,而不汲汲于官职的升迁。”于是越级授官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提拔为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上疏建议:“民力窘迫困乏,请减少祖宗以来的官吏军队人数,酌取其折中数额作为永久制度,用现在赋税收入数额的十分之七作为各种费用开支,储备其中的三成用以防备水旱灾害非常之急。”又说“:周朝以冢宰管理国家财政,唐代以宰相兼判盐铁、度支。今中书省主管政务,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各自互不相知。财政已经匮乏,枢密院仍无限制增加兵员;老百姓已经贫困,三司仍支取资财不休。请求让二府互相通报共同主持军政大计,与三司一起共同管理国家财政。”
契丹派使者来,为虚张声势显示国力强大,于是执政大臣增募军队以敷衍塞责,一年耗费钱财百千万。范镇说:“防备契丹不如宽待三晋百姓,防备灵夏不如宽待秦地百姓,防备西南夷不如宽待越、蜀之地的百姓,防备天下不如宽待天下百姓。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反 而残害百姓,我担心他日的忧患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困的百姓。”
商人把粟米输往河北,到京师领取报酬,但榷货务不马上给予现钞,久而卖之,十成中只能得到六成。有人建议拿出内库钱,稍稍增价给商人贸易,一年可得盈余息钱五十万。范镇认为“:外府内库,都是政府部门。现在使外府阻滞商人,而内库乘人之急以牟取巨利,最有伤国家大体。”仁宗马上制止了这种做法。
安葬温成后,太常礼院讨论礼仪,墓地前面叫园,后面叫陵,宰相刘沆以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范镇说:“曾听说执法官吏舞弄法令,没有听说礼官舞弄礼仪的。请诘问前后仪礼异同的情况。”集贤校理刁约论墓中陪葬物大多奢侈华丽,吴充、鞠真卿争论礼仪,一同补任地方官,范镇都上章请求一一挽留。石全斌护葬,转任观察使,其他护葬官吏全部优先升迁两官。范镇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个皇后的安葬,推恩都不能与此相比。请求追还石全斌等人任命书。”副都知任守忠、邓保吉同日拜官授职,内臣无故改官的又有五六人。当时有制度规定,凡是内降敕令不是以律令为标准的,都准许上奏。还不到一个月,大臣即废而不行。范镇请求治中书省、枢密院有关官员之罪,以示天下。
仁宗生性宽厚仁爱,言事的人竞相激烈攻讦,以至于用没有根据的男女私情来污辱他人。唯独范镇务必援引国家大体,不是有关朝廷安危,有关百姓利益忧虑的事,就疏略不说。陈执中为宰相,范镇论他没有学问,不是宰相之才。等到陈执中的宠妾鞭笞杀死奴婢,御史弹劾上奏,想要驱逐陈执中离去相位。范镇说“:现在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生势盛,监狱充斥,陈执中应当负责任,但御史舍大责细,发泄私恨,如果用这作为进官退职的标准,这只是因为一个奴婢的事而驱逐宰相,就不足以表明等级,区分该立于殿堂和台阶下的。”有识之人认为这是正确的。
文彦博、富弼入为宰相,诏命百官群僚在郊外迎接。范镇说“:与其以虚礼隆遇他们,不如以至诚对待他们。陛下任用他们两人为宰相,整个朝廷都认为得到人才。然而近代制度,两制不得造访宰相住宅,百官不得私下拜见,这不是以诚相待。希望废除郊迎,废除拜访的禁令,那么对驾御臣下来说是一举两得了。”建议减少任子及每年取士的数额,都是从范镇开始。范镇又请求命令宗室及远亲补任地方官,仁宗说:“你说的是对的。只是担心天下说我不能和睦亲族而已。”范镇说“:陛下甄别其中的贤能者加以任用,不埋没他的才能,这就是和睦亲族。”虽然暂时没有实行,到熙宁初年(1068),终于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做了。
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没有继承皇位的后代。嘉。。初年,仁宗忽然得病,中外大小官员,无不寒心担扰,但谁也不敢带头说此事。惟独范镇奋起而言“:天下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他立即跪拜上疏说“:设置谏官,是为了替国家谋划计议。谏官如果不以国家大计事奉陛下,这是怕死嗜利的人,我不做这种事。目前陛下有病,海内恐慌忧虑不知该怎么办,陛下独自以祖宗后裔为念,这是为国家考虑,至深而又明智的举措。过去太祖舍开儿子而策立太宗,这是天下最大公无私的做法。真宗因周王去世,抚养宗子于宫中,这是天下最远大的考虑。希望陛下以太祖的胸怀,行真宗故事,选拔近亲中最贤能的人,优待其礼仪官秩,置于左右,参与图划天下大事,以维系亿万人的心。”
议疏上奏后,文彦博派宾客问范镇说了些什么,范镇以实言相告,客人说:“像这样,怎么不与执政大臣一起商量呢?”范镇说:“我自己料想必死无疑,所以敢于直言。如果与执政商量,或许认为不可以,难道就中途停止吗?”奏章累上,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执政大臣谕示他说“:你何必效法希图名声营谋官职地位的人呢?”范镇致信执政说“:近来天象有变,猜想会有紧急军事情况,我义当尽职而死,不能死于乱兵手中。这就是我选择死的时候,还怎么会顾及希望图名声营谋官职地位的嫌疑呢?”又说“:陛下收到我的奏疏,不把它留在禁中而交付给中书,是想让大臣奉而行之。但我两次到中书,大臣都设辞拒绝了我,这是陛下想为国家计议,但大臣不想这样做。我私下推究大臣害怕躲避的用意,是恐怕实行这一办法后而陛下中途变卦而已。中途变卦的祸害,不过是一死。但国家的根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诉的急兵之变,即使死了也还有罪过,这样他们的打算也就已经很疏粗了。希望陛下把我的奏章示给大臣,让他们自己选择死处。”听说这话的人两腿发抖。
被任命为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因所上言没被采纳,坚决辞谢。执政谕示范镇说“:现在你的言论已经上报了,但要实行你所说的很困难。”范镇再写信给执政说“:事情应当论其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应当问其是困难还是容易。诸公认为今天比以前困难,如何知道他日不比今天更困难呢?”范镇进见皇上共面陈三次,言词更加恳切。范镇流泪,仁宗也流泪,仁宗说:“我知道你忠厚,你所说的是正确的,当再等三二年再说。”范镇十九次上奏章,等待复命一百多天,头发胡子都变白了。朝廷知道不能夺其志,于是罢去他的知谏院,改任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同修起居注,于是任知制诰。范镇虽然解除了谏官职务,但没有一年不重申前议。见仁宗年岁越来越高,每每因事说及此事,希望以此感动仁宗的心意。到这时,因入殿谢恩,他首先说“:陛下给我许愿,到现在又三年了,希望陛下早定策立大计。”又乘合祭祖先的机会,献赋讽谏。此后韩琦主谋策立英宗为皇位继承人。
范镇迁任翰林学士。中书建议追尊濮王,两制、台谏与中书意见不同,诏命礼官检详制度和礼仪。范镇判太常,率领其属下说:“汉宣帝于汉昭帝为孙子,汉光武帝于汉平帝为祖父,他们的父亲容或可以称皇考,议者尚加以非议,认为这是以小宗附合大宗的绪统。现在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皇考,又后尊濮王为皇考,那么这种过失不是汉代二帝可比的。”执政大怒,召范镇责斥说:“刚令检详典章礼仪,你为什么立即条列上陈?”范镇说:“官吏得到诏命,不敢稽留,立即上陈以闻,乃是他的职责所在。如何变成罪状了呢?”恰逢起草制书,误迁宰相官,改任侍读学士。
次年,范镇回到翰林院,出任陈州知州。陈州正闹饥荒,范镇治事三天,擅自散发钱粟来借贷给百姓。监司追究很急,范镇马上自己弹劾,诏令赦免他。这年陈州获得大丰收,百姓所借贷的钱粟全部偿还。神宗即位,范镇再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按照旧的典章制度,门下省封驳制书圣旨,察看审查奏章奏疏,纠正违法行为,都写在所授的敕书上,后来才删削去。范镇开始请求恢复这一制度,使门下知道他的职守所在。
王安石改常平法为青苗法,范镇说:“常平之法,开始于汉朝盛世,它视谷价高低散发和收集,以便于农业和工商业,最为接近古代制度,不能改变。而青苗法实行于唐朝衰世,不足以效法。而且陛下厌恶富民之攫取财富太多,于是稍稍收取一些,这正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如果现在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意压低价格全部卖出去倾轧另一人,那么人们都知道厌恶他,朝廷怎么可以做街市所厌恶的事呢?”吕惠卿在迩英殿说“:今预买绸、绢,也可比照青苗法。”范镇说:“预买,也是不好的制度。如果国库有余,应当一并废除掉,怎能拿两者来作比较。”韩琦极论新法的危害,送到制置三司条例司疏驳,李常乞求废除青苗钱,诏令分析,范镇都予封还。诏令五下,范镇执著如初。
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诏令准许,范镇又封还诏令。神宗把诏令径直交付司马光,不经门下省。范镇上奏说:“由于我没有才能,使陛下废弃法令制度,这是官吏失职,请求解除我的知通进银台司职务。”
荐举苏轼为谏官,因御史谢景温上奏而罢免;举荐孔文仲为制科,孔文仲应对问策,论新法不便,结果罢归旧官。范镇都大力为之争辩,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便上疏说:“我的建议不实行,无脸再立于朝中,请求谢事退职。我说青苗之事不被采纳,这是第一个应当离去的原因;推荐苏轼、孔文仲不被任用,这是第二个应当离去的原因。李定逃避居丧守孝,于是不认母亲,破坏人伦,逆忤天理,而朝廷打算以他为御史,御史台因为他罢去陈荐,舍人院因为他罢去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因为他罢去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蒙蔽,以便兴造边事,边事失败后,则置而不问,反而治罪帅臣李师中。等到御史一说苏轼,就下书七路指摘他的过失;孔文仲则遣回归任原职。用这二人与那二人相比,事情的理由谁对谁错,谁成谁败,难道能逃得出圣上的明鉴吗?说青苗法有见效的,不过是每年得到千万缗钱,而缗钱千万,不是出自天,不是出自地,不是出自建议者家,大概一律出自于百姓。百姓如同鱼,钱财如同水,养民而尽其财,就像养鱼而竭其水一样。”
范镇五次上呈奏疏,其后又指责王安石用自己的喜怒哀乐作为奖赏惩罚的标准,他说:“陛下具有纳谏的资质,而大臣进献拒谏的计谋;陛下具有爱护百姓的天性,大臣却使用残害百姓的办法。我知道这话入内会触犯大臣之怒,罪责且不可揣度。然而我职守是劝善规过,论议兴革,如果不说一句话,那么就辜负陛下了。”奏疏入内,王安石大为恼怒,拿着范镇的奏疏以至于手颤抖,他亲自起草制书极力诋毁范镇。于是范镇以户部侍郎退休,凡是他所应得到的恩典,全部没有给予。范镇上表辞谢,大略说:“希望陛下集中大家的意见作为耳目,以便消除蒙蔽之奸;任用老成持重的人为腹心近臣,以便养得和平和顺之福。”天下人听到范镇这番话后都称赞他。虽然王安石对范镇甚加诋毁,但人们更加以此为荣。范镇退职后,苏轼前往祝贺说:“您虽然退位,但名声更重了!”范镇悲伤地说“:君子是言听计从,消除后患于未然,使天下人暗中受到他的恩赐,而没有智慧之名,没有勇敢之功;我唯独不能这样做,使天下受到伤害而我却享其名,我于心何忍!”范镇每天与客人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闭门不出,范镇说:“死与生,祸与福,是上天安排的,我奈何不了天!”同天节,范镇请求随班行祝寿,得到准许,于是成为制度。苏轼获罪,投入御史台狱,官府急于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还是上书辩论救助苏轼。久而久之,范镇被迁移到许州居住。
哲宗即位,韩维说:“范镇在仁宗时,首先陈述立太子之议,他从不对人说起,人们也不敢讲这件事。”开列起草十九疏上呈。范镇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起用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而且朝廷打算以他为门下侍郎。范镇向来不打算再起做官,他的从孙范祖禹也劝告阻止他,于是范镇坚决辞谢,改任提举崇福宫。范祖禹告假回家省亲,皇帝诏赐龙茶给范镇,慰劳很优厚。范镇再次告老,以银青光禄大夫又一次退休,累封蜀郡公。
范镇对乐特别注意,自己认为得到古代之法,独自主张房庶以律生尺的说法。司马光认为不是这样,于是多次辩论诘难,共数万言。起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调王朴乐三律。皇。。(1049~1054)年中,又诏命胡瑗等人考证。神宗时诏命范镇同刘几定乐。范镇说“:定乐应当先订正律吕。”神宗说:“对,即使有师旷的聪慧,不用六律也不能订正五音。”范镇制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斛,打算把它们绘成图呈上,又请求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就沿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上奏说乐已制成。诏令停止乐局,给以丰厚的赏赐。范镇说:“这是刘几的乐,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到这时,范镇便请求太府给铜制造,一年后制成,比李照乐降一律有奇。神宗及太皇太后御驾延和殿,召令执政大臣一同阅看视察,赐诏嘉奖范镇。置放太常礼院,诏命三省、侍从、台阁官员,都前往参观。范镇当时患病,乐奏三天而去世,终年八十一岁。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为“忠文”
范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意见如出一口,而且相约生前则互相写传,死后则撰墓铭。司马光生前写了范镇传,佩服范镇果敢断决;范镇又为司马光写墓志铭说“:熙宁时奸人朋党浸淫恣纵,邪恶不正,奸佞狡猾,幸赖神宗洞察其中。”言辞严厉峻刻。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嘱托苏轼书写,苏轼说:“我不辞谢,但恐怕这不是我们三家的福运。”于是改书其他墓铭。
范镇清白坦荡,遇人必以诚相待,恭敬俭朴谨慎静默,不说他人的过错。面对国家大体,决断国家大义,心平气和而语言雄壮,常常打算随后而死,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也无可屈服。笃行大义,奏补子孙时先族人而后子孙,同乡人有不能够结婚、下葬的,就替他们主持。兄长范钅兹,死在陇城,没有子嗣,范镇听说他有遗腹子在外地,范镇当时没有做官,步行求访于两蜀之间,二年才找到,他说“:我的兄长不同于常人,身上有四个乳房,这个小孩也必然如此。”不久果真如此,小孩名叫百常。范镇从小随乡先生庞直温读书,直温的儿子庞日方死在京师,范镇让孙子娶庞日方之妇为妻,并抚养庞日方的妻子终身。
范镇的学问本于六经,不讲佛教、老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契丹、高丽都传诵他的文章。范镇小时候曾作长啸赋,退却胡骑,晚年出使辽国,人们互相注视说:这是“长啸公”兄子范百禄也出使辽国,辽国人首先就问范镇是否平安。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他出生时,母亲梦见一伟岸男子身披金甲进入寝室,说:“我是汉代将军邓禹。”既而醒来,好像还看见此人,于是取名祖禹。从小成为孤儿,叔祖父范镇抚育他像自己的儿子。祖禹自己认为幼失怙恃,身世孤单,每过年时亲戚宾客庆集,他却忧伤好像无所容身,闭门读书,从没有参预应酬请托。不久以后到达京城,所有与他交游的,都是一时著名人物。范镇器重他说:“这个孩子,是天下士人。”
中进士甲科。跟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十五年,不事职位的升迁。书修成,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当时王安石当权,尤其爱重他。王安国与祖禹友善,曾告诉王安石看重他的意思,祖禹终没有前去拜见。富弼致仕后居住在洛阳,向来严肃刚毅,杜门很少与人交接,惟独厚待祖禹;病情加重,召见祖禹授以密疏,大致是议论王安石误国以及新法的危害,言辞极为愤慨中肯。富弼去世,人们都认为不可以上奏,祖禹最终上奏了此事。
神宗去世,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说:“先王制作礼仪,君服与父服相同,都是穿斩衰朝服,服期三年,大概是担心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从汉代以来,不只是人臣不按丧礼规定穿戴丧服,人君也不守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易月的制度,宫中实行三年丧服制。君主丧服如古代,但臣下还是依照汉代制度,所以十二天而为周年祭,一个月而又为周年祭,二十四天而为三年满,二个月又为三年满。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这于礼制无所依据。古代二年而三年满,隔月而脱下孝服。礻覃,是除丧服的祭名,不是丧服的种类。现在却为之穿浅色丧服三天后脱下,这是不遵守成规定法的礼制。丧服既除,到葬礼时又穿上,附祭于先庙后即是吉祥,仅仅八个月而就纯粹吉祥,无所不佩带,这又是礼制之没有浸润。每月的初一、十五,大臣们穿着上朝的衣服来到殡宫,这是以吉服临丧;人主穿丧服在上,这是以先帝的丧服作为人主的私丧,这二者都是礼制所不安的。”
哲宗即皇帝位,提拔祖禹为右正言。吕公著执政,祖禹因女婿的嫌疑辞谢,改为祠部员外郎,再次辞谢。被任命为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升任著作郎兼侍讲。
神宗已经二周年祭,祖禹向宣仁太后上疏说“:现在吉祥才开始,服御一新,奢侈节俭的端倪,都是由此开始。凡是可以荡心悦目的,不应该比以前更厉害。皇帝圣性未定,见节俭则节俭,见奢侈则奢侈,所以训导成德,举止应该有制可依。现在听说奉宸库取珠宝,户部使用黄金,其数量很多,恐怕无限度增加,希望在没有发生之前予以制止。崇俭敦朴,辅养圣性,使目不视美色,耳不听淫声,不符合礼仪的不说,不符合礼仪的不动,那么学问日增,圣德日隆,这是国家无疆的福运。”按照过去的旧例,孝服脱下后应开乐置宴,祖禹认为因脱下孝服而开乐置宴,就像脱下孝服而庆贺,不是君子不得已而脱下孝服的意思,这不可以。
夏天暑热暂时废除讲读,祖禹说:“陛下今天学与不学,关系到今后国家的治乱兴衰。如果好学,那么天下君子称慕,希望立在朝廷,以正直之道事奉陛下,辅佐德业,而致于太平;如不学,那么小人都动心,致力于为邪说谄媚,用以窃取富贵。而且大凡人之增长学问,没有不是在年少之时,现圣质日长,几年之后,恐怕会没有像今天这样专心,私下替陛下可惜。”升任起居郎,又诏试中书舍人,都没有接受。吕公著去世,召拜右谏议大夫。首先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的要旨,请太皇太后每天以天下之勤劳、百姓之疾苦、大臣们的邪恶正直、政事的得失,开导皇帝之心,把这些明明白白存于心中,使今后众说不能迷惑他,小人不能进用。
蔡确已经获罪,祖禹说:“自从乾兴年以来,不窜逐大臣六十多年,一旦实行,流传四方,无不震惊耸动。蔡确离开相位已很久,朝廷中大多不是他的党羽,间或有偏见异议的,如果一切都认为是依附蔡确而将他们除去,恐怕刑罚失中,而且人情不安。”
蔡京镇守蜀州,祖禹说:“蔡京小有才能,不是正直之士。如果使他镇守成都,他回来,当会让他执掌朝政,不应推重助长。”当时执政大臣打算在新法旧法中有所创立。祖禹认为朝廷既然已察觉王安石新法是不对,只应恢复祖宗旧制,如果出于新旧之间,两用而兼存之,那么纪纲会败坏。升任给事中。
吴地发大水,诏令拿出百万斛米、二十万缗钱赈济救灾。谏官认为报告灾情的人是妄言,请求加以验证考实。祖禹封回其奏章,说:“国家根本,仰给于东南。现在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向上要吃,以解脱朝夕之急。上奏灾情即使稍有夸大,正当略而不问。如果稍加惩责,恐怕今后没有人敢说话了。”
兼任国史院修撰,为礼部侍郎。论选择监司守令说“:祖宗划分天下为十八路,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乡长、镇将的权力全归于县,收县的权力归于州,州的权力归于监司,监司的权力归于朝廷。上下相维,轻重互相制约,建置的方法,最为适宜。付给监司一路,付给守臣一州,付给令宰一县,都是与天子分土而治,这难道不可以选择吗?祖宗曾有考课制度,专门察访各路监司,置簿书在中书,以稽考其大要。现应委托吏部尚书,取应为知州的,分条别列功绩情况上报三省,三省召见考察,如果其人可以任用,就按次序列表任用。到任,就令监司考核他的课绩,一年之后,可以比较优劣而进行进退升降。这样就得人必多,监司、郡守得人,县令没有才能,不是所要担心的。”
听说宫中寻找奶妈,祖禹认为皇帝已十四岁,不是近女色的时候,上疏规劝进德爱身,又请求宣仁太后保护皇帝的身体,言辞极为恳切。不久宣仁太后谕示祖禹,认为外面的议论都是虚传,祖禹又上疏说:“我说皇帝进德爱身,应常常以此为戒。太后保护皇帝的身体,也希望因此不要忘记。现外面议论虽然是虚传,也足以为预先之戒。我侍奉于左右,有道听途说,实在怀着个人忧虑,因此不敢避妄言之罪。凡是事情在没发生之前说出来,则诚然为过失,等到事情发生后,则又来不及,言之有什么益处?陛下宁可接受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进言,不要使我们有来不及的后悔。”被授予翰林学士,因叔父范百禄在中书省,改任侍讲学士。范百禄离开中书省,祖禹重新任翰林学士。范氏从范镇到祖禹,连续三世位居禁林,士论认为荣耀羡慕。
宣仁太后去世,中外议论纷纷,人人怀着观望的心情,在职位的人害怕恐惧,没人敢说话。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危害政治,于是上奏说:“陛下刚总持各种政务,邀请会见大臣们,这是国家兴替的根本,社稷安危的时机,百姓休戚的端倪,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时候,天命人心去就离合的时候,能不害怕吗?太后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百姓有大德,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而小人们怨恨,也为数不少,必定将以太后改变先帝的政治、逐斥先帝的大臣为言,以从事挑拨离间,这不可以不觉察。太后顺应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然改变熙宁新法,那么制定制度的人有罪当予退斥,至于将他们贬逐,那也是顺应众言。他们都是上辜负先帝,下辜负百姓,天下所仇恨而想要除去的人,太后贬逐他们,岂是单纯因感情上的厌恶憎恨呢!只有辨别分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迷惑众人听觉的,付之典刑,痛罚一人,以警告那些众多的邪恶之徒,那么就安定无事了。这些人既误了先帝,又想要贻误陛下,天下大事,哪里还经得住小人再破坏呢?”起初,苏轼约祖禹一同上奏章论列,谏书已经写好,见到祖禹的奏疏,就附名同奏,说“:您的文章,是经世之文。”终不再拿出他的稿子。
祖禹又说“:陛下继承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应该思考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人民是祖宗的人民,百官是祖宗的百官,公府仓库是祖宗的公府仓库。一言一动,就如同祖宗临驾在上,质问在旁,那么可以长久享有天下人的拥护。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废除王安石、吕惠卿所制造的新法,而实行祖宗旧有的政治。因此社稷危急而恢复安定,人心离散而恢复合聚,乃至辽主也告诫他的臣下不要惹起事端说‘:南朝专门实行仁宗的政治了。’外夷的情况是这样,中国的人心则可见一斑。太后日夜苦心劳力,替陛下立下了太平的基础。希望陛下以静守之,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那么大臣们的邪恶正直,万事的对与错,都在圣心中一目了然。小人之情专门为了私人自己,所以对公不利;专门为邪说,所以对正直不利;专门好动,所以对静不利。希望陛下痛心疾首,作为刻骨铭心的教训。”奏章多次呈上,没有得到答复。
忽然有圣旨召见十多个内臣,祖禹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四海侧耳细心静听,没听说陛下访一贤臣,而所召见的乃先是内侍,天下人一定认为陛下宠爱近臣亲信,希望陛下马上赐令追回改正。”因而请求召对,说:“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制造新法,全变祖宗的政治,多引用小人以致误国,功勋旧臣被排斥不用,忠心正直之士相继被引用去远地。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困贫苦,百姓流离迁徙。好在先帝觉悟,把他们两人解职放逐,但所引用的众多小人,已经布满中外,不可以再除去。蔡确连续兴起大狱,王韶开创攻占熙河,章。。开拓五溪,沈起扰乱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起制造西部战事,军民死伤人数都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哀悼后悔,认为朝廷不得不承担这个罪责。及至吴居厚在东京实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实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实行盐法,李稷、陆师闵在西川实行茶法、市易法,刘定在河北教保甲,百姓都愁痛哀怨,家家思乱。依赖陛下与太后起而挽救,天下百姓,好像解除了被人倒挂着的痛苦。只是向来所被斥退放逐的人,窥探等候事变,妄想陛下不认为修改法令制度是对的,如果这些人得以到陛下身边,必定进呈奸言。万一偏听致信而又任用他们,我担心国家从此衰颓,不再振兴了。”又议论“:汉、唐灭亡,都是由于宦官。从熙宁、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当权总持兵权,权势震灼。王中正兼任四路干办官,口头命令招募军队,州郡不敢违背,师徒受冻挨饿,死亡最多;李宪陈述再举之策,导致永乐被击破陷落;宋用臣兴起土木工役,没有时间休息,与商人争微薄利润,为国家聚集怨恨。这三人,即使是加以杀戮,不足以谢百姓。李宪虽已死去,但王中正、宋用臣还在,现召见内臣十人,而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二人既然入朝,那么王中正、宋用臣必将又被任用,希望陛下考虑。”
当时继承神宗所实行的新法的议论已兴起,有以章。。为宰相的意思。祖禹极力说章。。不可以任用,没被同意,于是请求外任。哲宗且打算大加任用祖禹,但内外阻止的人很多,就以他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言官论祖禹修神宗实录诋毁诬陷,又摘取他劝谏禁中雇请奶妈的事,连续贬逐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指定在永州、贺州居住,又移居宾州、化州而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祖禹平常谦恭谨慎,不讲别人的过错。到遇到事情,则辨别是非,一点不隐瞒。在迩英殿守经据正,献纳尤多。曾讲尚书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话,拱手再次朗读,站着说“:希望陛下留意听讲。”皇帝再三点头,才退下。每次当要侍讲的前天晚上,必定端正衣服帽子,好像在皇帝的侧边,命子弟侍读,预先研求讲解的学说。开列古义,参考时事,语言简练而且适当,没有一句长话,义理明白,文采鲜艳成文。苏轼称他是讲官第一。
祖禹曾进呈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且唐鉴深明唐代三百年治乱,学者尊重他,目为“唐鉴公”建炎二年(1128),追复为龙图阁学士。儿子范冲,绍兴年中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儒林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