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

请求贬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虽去官，犹罢知信州。徙扬州，复为翰林侍读学士，又兼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加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再迁礼部侍郎，复权知开封府，复兼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内侍杨永德毁察于帝，三司有狱，辞连卫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诏移开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罢三司，乃迁户部侍郎兼三学士，提连集禧观，进承旨。逾年，复以本官充三司使。饵钟乳过剂，病痈卒。赠礼部尚书，谥宣懿。

    察美风仪。幼孤，七岁始能言，母颇知书，尝自教之。敏于属文，其为制诰，初若不用意；及稿成，皆雅致有体，当世称之。遇事明决，勤于吏职，虽多益喜不厌。痈方作，犹入对，商画财利，归而大顿，人以为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无子，以兄子庶为嗣。

    弟寘，举进士第一，通判润州，以母忧不赴，毁瘠而卒。时人伤之。

    论曰：当仁宗在位时，宋兴且百年，海内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侥幸之弊多。自西陲用兵，关中困扰，天子悯劳元元，奋然欲用群材以更内外之治，于时俊杰辈出。尹洙崎岖兵间，亦颇论天下之事。孙甫驰骋言路，咸以文学、方正知名。绛文词议论，尤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后，清臣、察繇进士高等，不数年致位侍从，立朝謇謇，无所附丽，为一时名臣。岂非出于上之所自擢，故奋励不挠，以图报称哉？

    <b>部分译文</b>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了。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年时好学，每天诵读几千字的文章，仰慕学习孙何写古奥文章。初次参加进士考试，被授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再次参加取士考试及格，任华州推官。转运使李。。推荐他的才华，他升任大理寺丞、绛州翼城知县。杜衍聘请他做永兴司录，凡有公务职事，大小都全部交给孙甫办理。孙甫说：“待我这样，我应该离去。”杜衍听了，不再将细小琐事交给他办。杜衍与他饮酒交谈，孙甫都一定要引经据典地回答，谈论天下的贤才俊杰，一个个品评他们的才能、性格上的特点长处。杜衍说：“我征聘下属官吏，却得到一位益友。”书生们也大多到孙甫这里请教学问。

    调任永昌知县，后任监益州交子务，再升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铁质钱，人民苦于带着很重的铁钱辗转贸易，所以设想出个书写纸条代替铁钱的办法，以方便经商贸易。转运使认为很多人伪造交子犯法，想废除交子不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也可以私人铸造，难道因为有人敢犯法私铸铁币，就可以将钱币废除吗？只须严厉惩治伪造者，不应因为小人犯法就废除大有利的事。”后来交子终于没被废除。杜衍做枢密副使，推荐孙甫给朝廷，授任他为秘阁校理。

    这年，皇上下诏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官员提建议。孙甫进献十二条意见，考察祖宗上代的历史事实，来比较当代的政治，看有哪些缺失，再加论述，用来讽谏皇上，名叫三圣政范。此后孙甫改任右正言。当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了五六年还不停止，孙甫推究洪范五行传以及前代灾变应验的历史，上疏说“：赤雪，就是赤灾，是君主做事舒缓的自然感应。君主做事舒缓，就会使政事松弛懈怠，赏罚不能及时，各部门官员失职，这就会招来大乱。西晋太康(280～289)年间，河阳降赤雪。当时晋武帝怠慢政事，在后宫荒淫酒色。每接见臣下，多只讲些常见的小事，不谈治国的远大谋划，所以招来上天赤灾的怪异，最终导致晋朝大乱。地震，是阴气旺盛的表现。阴气代表的是臣下，是后宫，是四方夷蛮。这三种人不能太强盛，过于强盛就会暗中生变而发生动乱。忻州是赵国的分野，地震震了连续六年。每次地震，就有声音像打雷一样，前代发地震，没有这么长久的。只有唐高宗原来受封在晋地，到他即位，晋州连年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人请求干政，大臣有阴谋，应在没萌芽时就制住。后来武昭仪专权放肆，几乎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天地发生灾变，固然不是虚假感应，陛下挽救舒缓的过失，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掌握威严祸福，经常做出英明的决断，来威慑邪恶，整肃全国。救治阴气旺盛产生的自然灾变，最好的办法是对外严防敌人，对内控制后宫。谨防外敌，就应责成大臣，使他们预先图谋战争防备，精细地分析成败得失；严控后宫，就应将所有宫女妃嫔，除负责服侍皇上者外，全部驱逐出宫，而且要裁减对她们恩惠，使之不过分，这才是应付自然灾变的实在办法。”当时契丹、西夏开始强盛，后宫张修媛被宠幸，大臣专政，孙甫因此进谏。

    又说“：修媛恃宠放肆，施恩讨好，祸患已渐渐萌生。皇后，是正嫡妻子，其余都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任用、选择不应超越等级。自古以来宠爱女色，当初不加控制后来不能控制的人，其灾祸悔不可及。”皇帝说：“任用、物色都在有关部门，朕恨不知情。”孙甫说：“世人都说谏臣是耳目官，是用来沟通皇上不知道的信息的。如我所讲的前朝女祸，都记载在史书上，陛下是可以自己去了解的。”

    西夏请求结盟，孙甫上奏论述结盟的一利与四害说：“派兵驻守以来，国用空虚。今天若能与西夏结盟讲和，则边疆守军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征敛也可减轻。这是结盟的一大好处。起初，契丹声称，它曾派使者劝告西夏人叫他们臣服中国。如今和议既已结成，契丹必仗恃它的功劳。去年它就有割地的请求，朝廷已增加每年赔给契丹的钱财，如果它又有新的要求，我们将怎样拒绝呢？这是结盟的一大害处。自国家承平四十年来，军事得不到整治，到边境有警报时，任用不熟悉军事的将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因此长久没有成绩。然而近来边疆官员中有才能、智谋和勇敢雄健的人，往往又涌现出来，正在不懈地讲解军事，训练士兵，以增强中国的威严。一旦因为议和而松懈战备，他们又会像从前一样，在危急时必定不能任用。这是结盟的第二大害处。自赵元昊拒不服从朝廷命令，他始终不敢深入关中，就是因为西夏的口角厮口罗等部落没依附他，他担心他们会成为后患。如今中国与赵元昊讲和，他每年获得丰厚的赔偿，必定会全力来制服这两个部落，西夏强大之势，从此开始。这是第三大害处。而且朝廷自恃有长久安定的形势，法令纲纪，都松弛不加整顿。等到在西方战事接连失败，我军才开始讨论改弦更张，以便挽救从前的弊病。如今见西夏人请求议和，苟且贪求平安无事，他日的祸患，就不可救了。这是第四大害处。所有这些利害的关键，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它们。”

    又说：“张子。。出使夏州归来，赵元昊又向我朝称臣，然而乞求每年卖给我们青盐十万石，并要在京城买卖贸易各种东西，还要求增加每年送给他们钱财的数量。臣认为西夏盐十万石，价钱不下十多万缗。何况朝廷已许诺每年赐给他们二十五万，如又允许他们卖盐，那么与送给契丹的物资数量相同。让契丹听到这一消息，那他们的贪婪之心又会产生了。况且自从西夏首领德明的时候，就多次乞求给他们出卖青盐放行，先皇帝以为他们乱了法制，不听从。等他们不停地请求，先皇要将德明的弟弟留作人质然后才许可他们，这是用他们难以同意的事，来杜绝他们的念头。大概盐是中国最大的利润，而西夏的盐，味道又超过我国解池出产的盐，并且出产无穷无尽。开了西夏卖盐的禁，这些盐就会大量流到我国民间，无法阻止。并且听张子。。讲，赵元昊自拒绝听命以来，便收结人心，每次掠夺所得东西，随即分给下属，这样他的兵力虽然强盛，但费用也随即窘迫。当这个时候，最适宜用计困住他，怎么可急不可待地与他讲和，屈从他的请求呢？”

    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回朝，孙甫建议皇上下诏令韩琦等人，评判陕西四路将领的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等，罢黜其中最差的。保州兵变前，有人告发，大臣没有及时揭露他们。孙甫因此说枢密院正副使应当有罪，枢密使就是杜衍。守边将领刘沪在渭州营建水洛城，总管尹洙因为刘沪不听指挥，将要斩他。大臣中稍微偏向尹洙的意见，孙甫说：“水洛城勾通秦、渭两州，对国家有利，刘沪不该治罪。”因此朝廷罢免尹洙而释免了刘沪。杜衍屡次推荐孙甫，尹洙是与孙甫素来友善的朋友，而孙甫却没留一点情面，他的鲠直光明、公正不阿就是这样。

    孙甫曾说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无术，不可重用。皇帝责怪他，他因此请求调出朝廷到外地任职，皇帝不许。后来又上奏说丁度借面见皇上之机请求升职重用，皇帝说：“丁度未曾向我请求。”丁度则请求与孙甫辩论，并指责孙甫是宰相杜衍的门人。孙甫于是以右司谏身份出任邓州知府，后调到安州，历任江东、两浙两处转运使。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许多事不经请示便自行处置。孙甫说：“范公是大臣。但我在这里屈理循情，就不能在别处申张法律。”因此对范仲淹的一切都绳之以法，但退后却称赞他的贤能。后再升职任兵部员外郎，又改做直史馆、陕州知州，调任晋州知州。又升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再升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京任侍读。不久去世，特追赠为右谏议大夫。

    孙甫性格刚直果断，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著有文集七卷、唐史记七十五卷。常讲唐朝君臣的事情，来推见当时的治乱，就如身历其境，而听的人也清楚明了，就如亲眼目睹。时人说：“每天读史书，不如一天听孙甫讲述。”唐史被国家档案馆收藏。

    谢绛，字希深，他的祖先是阳夏人。到他的祖父谢懿文，做杭州盐官县令，葬在富阳，于是后裔成为富阳人。

    他的父亲谢涛，以文学、品行著称，从进士起家，做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在成都造反，攻陷州县，谢涛曾筹划守御的计策。叛军被平息后，他因功升观察推官，后任权知华阳县。叛乱被镇压之后，田园庐舍荒废，皇帝下诏将土地给予那些能占有田土而又上交两倍田租的人，于是肥沃的田土全被豪强大族占领，流民回来却无处可归。谢涛收藏起诏书，全部将田还给旧主。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回京后，因治理有功被皇上召到长春殿谈话，并命他参加学士院考试。正遇上契丹入侵，宋真宗考虑亲征，当时曹州、濮州多强盗，而契丹扬言要进攻齐州、郓州，皇帝派谢涛任曹州知州。所属各县的赋税大多输送到睢阳补充军队的粮食，这一年大雨成灾，百姓苦于转送粮食，谢涛于是将赋税全部留下不遣送。他上奏说：“江、淮一带漕运，每天经过睢阳，国家可以取漕粮给军队作粮饷。希望将曹州的赋粮留下，再由广济河供给京城。”转运使议论说不行，皇上下诏听从谢涛的奏议。曾出使蜀郡回朝，推举部下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人太多了，谢涛说：“如他们有罪，我愿意受连坐。”奉使推举官吏而实行连坐，自谢涛开始。很久以后，因冯拯的推荐，谢涛再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以尚书兵部员外郎身份任直史馆的职务，于是又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去世后灵车所经过的道路，有关官员请求全都毁坏城门、房屋，以便经过车舆和明器物件。谢涛说“：先帝生前乘车封禅祭山时，准备了那么多的祭仪物品，还没听说经过一地时有东西被毁坏撤除，而且又遗诏葬礼时节俭薄葬。如今有关官员制作明器奢侈过度，以致烦劳各州县，这并非先帝的意思，希望下交少府裁减葬礼所用。”进升直昭文馆，累官做到太子宾客。

    谢绛因父亲的关系任秘书省校书郎，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甲科，授任太常寺奉礼郎、汝阴知县。善于议论，喜谈时事，曾上疏论说四民失业的事，洋洋数千言。天禧(1017～1021)中，上疏说宋朝应当以五行中的土德来统治天下。当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求以天为统，以金作为宋朝的品德象征。皇上下诏两院讨论，两制院都说：“用土德，则我朝应越过唐朝继承隋朝，用金德，则应越过五代继承唐朝。而太祖实际上是承受后周的政权，怎么可以不遵循传继的顺序呢？”谢绛、董行父的建议都被废黜不采用。

    杨亿推荐谢绛的文章，谢绛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升任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遇上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完毕，宋仁宗即位，升他为太常博士。他根据郑玄注的礼经和唐代旧例认为宣祖皇帝不是受命正式做过皇帝的祖先，不适宜与感生帝一起受祭祀，请求用真宗皇帝来配它。翰林学士承旨李维认为他的建议是错的。不久他就被调出朝廷，降为常州通判。天圣(1023～1032)年间，全国水灾、旱灾、蝗灾不断发生，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说：

    去年京师发大水，毁坏民房，河水暴涨，几乎淹没城市；今年又受旱灾之苦，百姓因瘟疫病死，田中稻谷焦枯，秋收无望：这都是大灾异。按洪范、京房易传都认为怠慢祭祀，违背天时，就会水不畅流；政令违犯时节，水性被人破坏，就会毁坏都市，损坏庄稼；掌权管事的人太聪明，诛杀刑罚不合道理，就会发大水杀人；要得到有品德的人却又不重用，这叫作张，张的灾难是饥荒；上下都被蒙蔽，这就叫隔，隔的惩罚是旱灾；上天降下相应的灾难以显示警告，大概就是这样。陛下日夜勤苦，思考杜绝阻止时下灾变的对策，固然应该公布灾情，改变、理顺政策，下自我检讨的诏书，制订顺应时宜的法令，疏通各方面的意见来打开原来的壅塞现象，排斥奸臣以便减少阴暗力量。皇上圣心优柔寡断，因而重要的是改变、振作，号令发下去，没听说有敢阻挡天子心意的人。

    风雨、寒暑在天时上，是最大的信使；这种信使不来到事物上，上天的恩泽没有到达下面百姓，就有水旱灾害发生。近来制定命令，有的刚被人们信任就又改变，正在执行又突然下令停止，却要求风雨也定期及时有信，这可能么？天下这么广，人民这么多，不走出房门，怎能尽知呢？而朝廷大臣，没听说受到过几刻钟的召见，倾吐过只言片语的好建议，皇上周围，从早到晚不是些受宠幸的就是些奸佞的人，上下级都被蒙蔽，那上天报应就会爽验不虚。

    从前两汉的日食、地震、水旱灾变发生时，皇上就会宣布罢免三公大臣，以求警戒恐惧。陛下提升任用宰相辅弼大臣，都是从全国精心挑选，然而国家政治道德并不昌盛，天时也不顺利，难道是大臣辅佐不英明吗？还是陛下的信任不笃诚？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人，就应推心责成，以便彻底发挥他的才能作用；如果说他不行，就应更选贤良的人。近来奸邪的人易得进升，守正道的人常常困穷，政出多门，习俗喜欢走捷径。圣上的心本要尽得天下的贤能，分别授官任职；而宰相却正在根据资历提拔官吏，没有人提意见、告诉皇上。想要求得到贤德的人而不能重用所引起的报应，又可应验了。

    如今太阳骄强不减，虫孽渐渐猖炽，黄河肆虐。如果仍循规蹈矩，施行寻常的政策，臣担心不足以换回上天的灵意、回应至高无上的警告。古代，谷不丰收就降低膳食标准，灾祸屡次来临就降低衣服标准，危难的年头，不准涂漆屋顶。希望陛下下诏引咎自责，裁减太官的膳食、回避在寝宫中的朝见，允许士大夫斥责皇上、说皇上忌讳听的话，讥讽批评时病。停止不急需的工程，省去无名目的征收，不私施恩泽，改提拔正直有道的人，宣扬道德、教化人民，让天下休养生息。皇上动了至诚之心，博大的恩惠流泽到下层百姓，怎会有时运雨泽方面的艰难呢！

    宋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恰好编修国史，朝廷用谢绛做编修官，史书修成，他升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他父亲谢涛在西京做官，且已老了，他因此请求就便奉养，被调任河南府通判。又上疏论述说：“唐朝丽正、史官的机构，都设在大明、华清宫中。太宗皇帝始修造三馆，另在升龙门左边建立秘阁，亲自为它用飞白体书写匾额，又写作赞文刻在秘阁下的石上。景德年间(1004～1007)，图书渐渐增多，真宗皇帝便将国库中的四间库房增加做图书室。这两位圣君曾多次光临，亲加慰问，不时召见守卫国家藏书馆的人。当时人人努力学习道术，研究艺文，知道天子非常勤勉地尊崇礼制，而名臣高职，都根据这些来选择。以前它们遭到焚毁，没来得及修葺，有人援引两省的先例，另建外馆，但宿舍又低卑又喧哗，与民房混杂连接。而大官卫尉，供给却拟定增长，亏待国体、伤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不曾把华丽的车子绕到这里，将美丽的圣足降临，这空荡荡的册府，已有很长时期，没有听到过车马到来的声音了。舆论认为皇上对道德的倾慕不及古代笃诚，对待士子书生也比从前要差。士子们没有受到皇上的勤勉的邀请和访问，所以崇尚因循守旧，不激励自己，文化雅士阶层渐渐生出弊病，臣私下为圣朝感到可惜。希望能开辟内馆，恢复景德以前的旧制度。”皇上下诏认可。

    谢绛虽在京城以外做官，仍多次议论国事。他上奏说：“近年有些不逞之徒，假托术数，以先生、处士自命，身着短褐头戴秃巾，在朝中勾结权贵亻幸臣，在朝外奔走州县，甚至伪造诏书，傲慢轻视地方官吏，请求皇上严令禁止，把曾经以亲笔手令赏赐给术士们的封号，撤销收回。”

    回朝后任权开封府判官，又说：

    蝗虫遍野，涌入城市，跳到官府寺庙，井里沟中，到处都是。春秋上三次记载鲁国的螟灾，谷梁传认为是因为鲁哀公用田赋名目残酷剥削人民所致。朝廷征敛的法律，基本上轻廉公平，据臣所知，似乎是官吏们不很称职才招来灾害。凡今日掌管城市和百姓的人，都有专制一方面的权势：有才的掠取功名，用严急作为治理方法，有的仅凭口说，虚伪无实绩，却多次蒙受奖励、任用；愚蠢的只知到期统计簿书，畏首畏尾。这两种人的政治虽殊，然而却同样有害。

    治国重要的在养民，养民关键在选官，官吏守法，人民就安定；气氛和谐，灾难就息灭。希望先挑选几十个大州县，下诏公卿以下，被推举任知州太守的人，可以自己征聘所属县的县令和下属官吏，务求有治理才能的人，不要受资格限制。然后放松约束，允许他们因宜独自决策。以一年为期上报治理状况，再依此决定是留任还是撤去，必定会有改变风气、与官方按资历任职不同的效果。汉代时，皇上下诏向京房询问使灾异平息的方法，京房用考核官吏的功绩作为对策来回答。臣希望陛下广泛询访司法官，废除烦杂苛细的命令；申令财政统计官，减轻聚敛的徭役。不要兴起大的罪案讼事，不重用急躁的人，务求清静安宁，保持深沉静默。传说：“大灾年的礼节，百官都设置但不治事。是讲要省事。”当今灾气像这样肆虐不止，美好的时刻总不来，这是皇上的灵意被歪曲，皇上的圣言被篡改。

    这时正好郭皇后被废，谢绛陈说诗经？白华，引申后、褒女以的故事来讽谏，言辞非常恳切。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部员外郎。上奏说“：近来用东西越来越奢侈，赏赐过度，宫中需要的费用，去年共计是四十五万缗钱。自今春到四月，则已有二十余万。早先下诏裁减节省费用，但官吏传达文书，只是去寻找咸平、景德时期的账簿。账簿没有保存下来，就不知怎么办。臣以为不如推近及远，逐年考察每年的费用来进行裁减，不一定要以咸平、景德年间的数字做标准。”

    当初，皇上下诏停止纺织细密的花纹和在衣服背部刺绣，禁止人们穿用这样的衣服，并且说要从宫中开始实行。可不久给宫女们赏赐衣服时，却又向官府索取。又后苑制作玳瑁器，曾到市上索求龟筒。龟筒是禁物，民间不准拥有，可宫中索求不已。谢绛都建议废除。他又说“：号令多次改变就会伤害国体，是利是害如果偏听一方就会迷惑。请求的人务求各自的建议都能施行，而守管地方的人又深受意见不一的苦。请废除从内宫降旨的做法，所有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通过，然后才施行。”因此又奏上圣治箴五篇。

    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完毕，进升为知制诰，后任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考测官员，过去只看有无职田，而不问多少，因此不公平。谢绛考查他们取田的实数，以多少做等级，那些有名无实的人都不用，人们认为这样方便。最初将判礼院的官员改叫知礼仪事，是从谢绛建议、请求后才开始的。

    出使契丹，回朝后，请求任邓州知州。离州城一百二十里，有个美阳堰，引湍水灌溉官田。水来得远，水量又小，百姓沾不到利；在堰边筑新土做防堤，俗称为墩，大小墩又有几十个，一年坏多次，每次墩坏总要调百姓筑。奸人储蓄有筑墩用的柴草，为了人为制造急用柴草的时机，往往偷决河堰堤墩，百姓深受其苦。谢绛考查出历史上召信臣所建六门堰的遗迹，在距城三里的地方，它曾堵蓄河水注入钳庐陂，灌溉粮田多达三万顷。谢绛上奏请求批准重新修复此工程，说它可以免除州内人民每年的徭役，将水给予百姓，但未修成他就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谢绛因文学著名一时，他为人有修养、廉洁、宽和有涵容，所到之处，大兴学校，曾奏请在各郡建立学校。在河南修建国子学，教授学生，自远而来就学的有几百人。好接济族人，喜欢宾客，因此，死的时候，家无余财。著有文集五十卷。他的儿子有谢景初、谢景温、谢景平、谢景回。谢景平好学，著有诗书传说数十篇，最后官任秘书丞。谢景回死得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