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副局长都是从综合处处长的位子上提起来的。但现在向局长提出我往上迈台阶的问题肯定不是时候,有一半人要下去,我突然上去了,这不是找骂吗?俗话说得好,沉住气不少打粮食。等全局干部精简工作一结束,我的升迁问题肯定会提到议事日程。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参加会议的。当黄局长的湖南话开始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我的心情丝毫不紧张,周围的人都把身子挺直了,有的还掏出手绢不停地擦脑门子上的虚汗。我靠在椅背儿上,像稳坐钓鱼台上的姜太公。在我的预料中,黄局长应该第一个念我的名字,但他没按我的意图来,沙哑的声音已经响了十分钟了,随时有可能打住,可我的名字还没出现,这使我颇觉奇怪。我把身子也坐直了,而且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但这个小小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黄局长的话结束了,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大厅里像死一般寂静。突然间,死的念头犹如一只魔爪攫住了我的灵魂。我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堂堂的七七级北大毕业生,一个有口皆碑的处长,怎么可能就这样被精简了呢?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惟有用死亡来嘲笑这个笑话,且让我的身体划出的弧线制造出更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办公室的,也不晓得自己的脸色是什么样子。当我一路走来时,虽然遇见不少人,却没有一个和我主动打招呼的。我重重地坐在熟悉的办公桌前,用手捂着脸,听着房间里的人互相告别,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我被遗忘了,由高高在上的处座,变成了被人视而不见的废物。实际上,就在下午开会之前,我的手下对我还是巴结、谄媚、诚惶诚恐的,惟恐哪点得罪我,被我反映上去,成了精简对象。我不会告谁的黑状,我希望全处每一个人都能留下来,毕竟大家共事多年,即使没有多少感情,也有同舟共济的默契。事实证明,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全处十个人,只有我这个处长被下岗分流了。每个人在告别时都多了一份欣慰,说不定还要到外面找地方庆祝一番。还是我的副手,已被宣布留用的毕勋毕副处长,在离开房间时对我表示了关切之情:“老宋,别想那么多了,快回家吧。”
我的眼泪顺着指缝流了下来。“老宋”说得多自然,就在几小时前,这个对我言听计从的毕副处长还是一口一个宋处长呢,他在任何场合对我都是毕恭毕敬的,从来就没有开口叫过我老宋。现在改口了,改得那么潇洒神气,没有任何过渡,完全是一副上级领导的口吻。我在机关干了二十年,知道一个人的称谓变化意味着什么。姓后面带长的,肯定还在台上,长前面如果有副字,也不能叫出来,谁要是叫出来,肯定是找不自在,特别是下级和外面来办事的人,要是犯了这个忌,下级就会被穿小鞋,外面来办事的就会碰钉子;如果把长去掉了,在姓后面加上老字,就说明此人是有来头的,原来干过什么要职;在姓前面加上老字,那就不用担心了,原先顶多是个处长,现在也没多大戏,尽管叫就是了。我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下午,我就由宋处变成了老宋。虽然我老婆一直用老宋来称呼我,但当我听到原先的副手如此称呼,还是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没有搭理他。不一会儿,我听到房门响了一下,房间里除我以外已空无一人。我抬起头,悲哀地望着已被夜色吞没的办公室,想到自己已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种灵魂出壳的感觉再次攫住了我。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有价值,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在奔腾咆哮的时代激流里面,我是一个踏浪飞舟式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每年的全局工作总结吧,八年来都是出自我的手,局长虽然换了三个,但个个都对我撰写的工作总结竖大拇指。要知道,有一个妙笔生花的工作总结,等于是给局长的乌纱帽上了保险。我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呢?
人的生命没了价值,要它还有何用?夜色中传来隆隆的雷声,我离开了办公室,顺着楼梯向楼顶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