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的连续好多天,孟冬雪和我的关系却始终停留在相视一笑的阶段。其实和以往并未有太大的不同,但因为那一夜在牛棚上的小木屋里,我和她毕竟有过短暂的亲密,也许正因如此,才让我无所适从。
我是一个对女性几乎不了解的人,所以我也没办法去猜测孟冬雪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起码我自己而言,我心情是比较矛盾的。自打纪幼安和她的室友回去之后,我依旧每天睡在堂屋里,每到孟冬雪早出晚归的时间,尽管我并不想让她察觉到我的关心和关注,却依然忍不住会时不时望着她离开或回家的那条必经之路。
我曾寻思着,要不然就直接把这层纸捅破得了,省得让我整天猜来猜去的。但我却没有说出口的勇气,我终于发现我并不是害怕对她说,而是害怕说出来被拒绝。同在一个屋檐下,到时候就更尴尬了。
就这么胡思乱想了好多天,我的精神也为此大打折扣。纪幼安被我搭救了之后。自然免不了在其他人跟前多说我的豪华。于是我察觉到许多对我另眼相看的知青,到后来态度都慢慢发生了转变。是的,在这样一个村子里,即便我这种人属于另类的存在,但还是能够渐渐被大家所尊重的。
终于有一天,生产队队长来找我。说自己的小外甥好像是撞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要我去帮忙。我在完全没有得知情况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因为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暂且不去胡思乱想,甚至是暂时离开这里。
也许是我答应得爽快,这让生产队长还有些讶异。他家住在村头。这次出事的他的外甥,是他妹妹家的孩子,妹妹嫁去了别的村子,距离咱们这儿,大概得有半天的路程。于是我此刻不但有了转移注意力的理由,还有了暂时离开村子去办事的理由。
连事情都没打听我就答应了,约好第二天早上,我去村头他们家等他。
这件事我连徐大妈都没说,只是告诉她我得出去一趟。第二天天刚刚开始擦亮的时候,我就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徐大妈家里。这短短一里多的路,竟给了我一种逃离煎熬的感觉,走得无比轻松。
生产队长姓李,村里人都称呼他为“李队长”和村长不同的是,村长负责管理村子里的闲杂事务,协调乡亲们的家长里短。生产队长则只负责耕种和收获。在那个年代,每家每户按人头和政治成分,每月或每季需要给国家上缴一定份额的粮食,作为回报,则以积攒“工分”的形式,来考核每个人每月的工作是否合格。合格的人则可以分到一些自己家没种的粮食,还有肉,酒,布匹等物,不光如此,还有钱拿。
听上去很美好,但实际上,做的还是当年地主的那些事。
在去另一个村子的路上,李队长才跟我说起了这件事的经过。
他的外甥今年8岁,由于农村上学晚,今年9月的时候,才把孩子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上学。前一个月相安无事,孩子上学也挺用功的。村子距离镇上不远,所以孩子每天都是早上出门上学,下午放学后还得回家帮忙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8岁的孩子也没办法做多少事,也就只能帮着割下猪草,或者喂喂家禽牲畜。忙完了这些之后,才能够开始写作业。
李队长说,可是就在一个礼拜之前,孩子照例放学回家,帮着家里去后山砍竹子,但是这一去就一夜没回家。家里人等到晚上开饭的时候看见孩子还没回来。于是就特别着急,全家动员还拉上附近的乡亲,漫山遍野地找孩子,始终没能找到。第二天白天也继续找,想着有光线也许能够看得清一些,可是依旧没能找到。
李队长告诉我,乡下地方小,有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很快就全村都知道了。虽然大家都很担心孩子的安危,却免不了出现一些胡乱的猜测。说什么孩子是被狼给叼走了,或者说是遇到毒虫毒蛇,给摔到山下边去了,甚至还有人说,是被外乡人用糖果骗了走了。
短短一天时间,猜测和传闻就到处流传着。这对于自己妹妹家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虽然人家的猜测都没有得到证实,但是那些情况,却恰恰是自己担心的。我打断李队长说道。难道小孩子走丢了你们都没报案吗?李队长说,当然报案了,人家民警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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