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钱币和粮票放到一边,开始看这些信件。如果说这些都是别人寄给张大爷的信的话,他没理由不拆开才对。难道是因为他本身不识字?但即便如此,拆开了请认识字的人帮忙读一下也就行了呀。于是我注意到信封上的地址,这才发现,原来这些信都是张大爷写了寄给同一个人的,从戳下的邮戳来看,这些信已经寄出过,但是却被退了回来。
在那个年头,如果书信双方并不是经常见面的话,信件是最主要的联络方式,不过如果寄出的信件被退回,无非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地址错误,要么是查无此人。
而张大爷的这些信,都是寄给某某军区,某某部队,某连某排的张春生。这个张春生,应该就是大家口中说的,张大爷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儿子。如果说一个人因为搬家而换了地址,那也许找不到人还有可能,但是部队的地址,就算第一次错了,打听一下也就能够核实。
如此一来,似乎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此刻都串联了起来,水碗里显影的那杆步枪,正好对应了军队的属性。而地址上的某连某排,说明这位“张春生”只是一个士兵而不是军官。那年头,士兵的标准配枪,就是步枪。然而信件被退回,显然不是因为地址错误,而是查无此人。
大毛问我,这些信你需要拆开读一下吗?大毛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觉得事情虽然到了这个地步有了一个较大的进展,但是细节上依旧很模糊。尤其是张大爷留下来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这一堆被退回的信吗?若是试想一下,一个人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无非就是希望儿子回信报个平安,至少也该有个音讯。儿子的音讯没有了,老人的离世,自然也是不安心的。于是我对大毛说,我现在拆信看看,你帮我在天目印里看着鬼魂的动静,如果我拆信让他不高兴的话,那咱们就把信烧给老人,这件事也算是结束了。
大毛点点头,双手结印看了起来。我按照邮戳上的日期,从最早的一封开始,缓慢地把信撕开,一边看着大毛,大毛告诉我,你放心拆吧,这老爷爷的鬼魂似乎很平静,比刚才还更加平静。于是我这才知道,张大爷之前在床头晃悠,其实就是在给我们指引,希望我们找到信并阅读,这样他的故事和心愿,才能被我们知道。
最早的一封信已经封皮破旧,日期上写着194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完这十来封信,期间我甚至没注意到大毛和马大叔又吵了一架。看完之后,我才算彻底明白了一切。
这个叫“张春生”的人,就是张大爷的儿子。在1944年的时候,瞒着家里人,谎报了年龄参军了。张大爷当时还并没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后,发现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于是四处寻找。因为自身有残疾,和人沟通起来就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从码头上的人打听到,孩子前几天就跟着一群新征入伍的新兵,从码头集体坐船离开了。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四天之后了。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重庆城还处在国军统治的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张春生参加的军队,并非当下执政全国的军队。而且张大爷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他知道,就算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无法再让他回家,因为那叫做逃兵,是要被枪决的。在儿子从军后两年,自己才从以前部队的人口中,打听到了儿子的部队。
于是张大爷开始给孩子写信,但是都被退回,因为部队里没有这个叫“张春生”的人,于是张大爷心想,既然孩子参军的时候是谎报了年龄,那很有可能连名字都是假的,自己不知道他用的哪个名字,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他还是坚持时不时就给孩子写一封信,存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儿子哪天看到来信中有一个收件人为“张春生”的,他也就知道是自己给他写信了。
最后一封信的时间,在1950年三月。此后就没有再写信了,因为如果张春生没有叛逃投敌,或者没有战死沙场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已经找不到这支部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大爷就每天都在码头上坐等,因为仗打完了,儿子又不是什么军官,也该从部队退下来了,他没有别的去处,也许会回到家乡来。张大爷在码头找了一份杂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天下工后,都风雨无阻地坐在码头等到最后一趟船靠岸,期盼着儿子哪一天还会从离开的这个码头回来,他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希望儿子见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是老了一点。然而这一坐,就是十多年。
看完信以后,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算是遗憾吧,毕竟我就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没办法帮张大爷联系到他的儿子,毕竟不知道张春生究竟是已经战死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跟着国军撤退去了台湾。
除了用水碗圆光术的问米之外,我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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