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栗田则是在疲劳中被不确实的消息和敌人的许多明码电报给闹胡涂了。金凯德的求援并没使栗田感到宽心,看来反而使他更加烦虑,害怕有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赶来。
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能成为辩解的根据。栗田的任务并不是去确定麦克阿瑟的登陆阵地是否已经“巩固”他到那里去,乃是为了驶进海湾,歼灭那支登陆部队,必要时与之同归于尽,就象马蜂螫人后自己就得死一样。这是“一号”作战计划规定的全部任务。栗田已经抓住了完成这个任务的机会。他错过了机会,而且临阵脱逃。当时,只要小泽发给栗田一份全文不超过十个字的简短电报——吕宋东北与敌舰激战中——那次战役和整个战局就会为之改观。
因为那时候离美国选举总统已经不到两个星期。更多人对白宫中那个老伪君子和他那些冒充系出名门的幕僚所抱的幻想正在破灭。同时,民间还纷纷传说,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早晚就要死的人。他对他的共和党竞选人所占的优势是很不可靠的。如果罗斯福落了选,他那个阅历更浅、声望更低的共和党对手杜威就任了总统,那么此后的局势可能就会两样。美国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情绪可能会公开爆发,这样就可以及时把欧洲从苏联幽灵的统治下挽救出来,不至于象现在这样让共产主义的麻痹影响腐蚀我们的文化和政治。
毫无疑问,如果在莱特湾遭到一次挫败,美国人就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包括“无条件投降”的提法。如果有了一个重整旗鼓的日本在他们后面,俄国人也许就会暂缓在东线推进。德国和日本虽然已经谈不上取胜,然而只要媾和的条件不象以前那样苛刻,两国就可以更快地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成为一支与中国、俄国共产主义抗衡的可靠力量。
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由于在莱特湾走了运。这个行将就木的罗斯福竞然实现了他的美梦,在短期内粉碎了一切美国资本主义所遇到的竞争。这样他最后会将我们西方基督教文化出卖给马克思主义者。但看来这一点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也没使他感到担心。
“战列舰队列成战斗队形”
一篇驳议美国海军中将(退役)维克多。亨利著我不准备讨论冯。隆将军独出心裁的地缘政治学,对此我只提出一两点一般性的批评,然后谈谈那次战役。
隆对我国自从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横加诬蔑,他那些话都是不值一驳的,因为说那种话的人只知道死心塌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罪行张目,直到那个怪物饮弹身亡的一天。
他所说的战争最后阶段中的“冲击”很有趣。曾经轰动一时的越南元旦攻势,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冲击”;这是一种苟延残喘的最后挣扎,而作为进攻,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只是因为约翰逊总统曾经向美国人民作出保证,说南越共产党人已经完蛋。所以元旦攻势给了公众极大的冲动,以致那些对战争拥护不太积极的人热情消失,而呼吁和平的声势则占了上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与此不同。如果消灭了麦克阿瑟滩头堡的军队,那也许会影响和谈条件的提法,但是隆夸大了它的影响。美国人民是支持那一场战争的。扼杀日本的潜艇战,艾森豪威尔和俄国人两路夹击德国的攻势:这一切仍要继续下去。至于罗斯福总统会落选,那是一个不能凭你意思去决定的假设。
隆对某些事实的说法是不可靠的。斯普鲁恩斯攻占冲绳岛的计划还有待于解决一个后勤问题,也就是海上转运重武器弹药的问题。向菲律宾进军,是尼米兹经过研究以后才批准的。
我认为,隆对栗田和海尔赛作了一些轻率肤浅的批评。如果要洞察莱特湾之战的实质,就必须备悉战役进行的情况,掌握那里的地形,以及海上和空中的距离对浴血苦战具有的影响等。我当时在战场上,我能指出隆的那些显然出于偏激与负气的话。
栗田的错误现列举隆对栗田十月二十五日的作战提出的责难:一、命令“全面进攻”
隆根据莫里森的看法,指责了这一行动。
然而,我们应当考虑到:栗田的海面舰队是突然与航空母舰遭遇的。在此以前,航空母舰已经给了他一次可怕的打击,击沉了“武藏号”舰空母舰发动攻势之前,总需要有时间进入更为有利的位置,如果栗田能够趁它们还不曾调动就绪,就向它们开始猛冲,用炮火去击沉它们,那么他就可以掌握打击对方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才调动自己所有的舰艇,立即发动总攻。这并不是什么“亚洲人激动时犯的错误”这是一次断然发动的大胆进攻。隆这种出于种族歧视的说法,是令人遗憾的。
栗田继续抢占上风,在追击战中防止那些航空母舰发动攻击和重整队列。他这样作战也是胸有成竹的。实际上他的舰艇最后已经追上了斯普拉格,而“塔菲三号”之所以能够幸免,正象斯普拉格在他的战报中所说的那样,只是由于“万能的上帝显然有所偏护”
二、停止追击斯普拉格如果能够象用2020表尺那样看得真切,这一行动显然是犯了错误。然而当时是在北面很远的“大和号”上,栗田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不应当避开鱼雷航迹,而是应当转向南面,驶进并扫净鱼雷。那样他就能稳操胜算了。
栗田从他的司令官那里获得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告。这又重犯了福摩萨的错误。如果他不去相信这些报告,他就会赢得自从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但是空袭更加频繁,时间随着消逝,他的三艘重巡洋舰已经瘫痪在海上,正在起火焚烧。他的舰艇都零星散乱地分布在四十平方海里的洋面上。他决定把它们集合在一起,然后驶进海湾。如果我们考虑到他那些错误的情报,应当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
三、离开莱特湾这是不可原谅的。然而“愚蠢”二字究竟不是一位职业军人应用的贬词。隆忽略了那些可以情恕的因素。
栗田集合他的舰只,一共花了三个多小时。空袭延迟了这个行动,呼啸而过的飞机和不断爆发的炸弹肯定把他刺激得几乎发了狂。等到他准备好驶进海湾,那时候已经将近午后一点。他的突袭计划已经成为泡影。照他猜测——他猜得很对——不论海尔赛当时在什么地方,反正他正在很快地赶来。小泽渺无消息,南方舰队分明未能进入海湾。栗田觉得,海湾已经成了一个死亡的陷阱,一个陆上基地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云集蜂聚的地方,他所有的舰艇等不到和麦克阿瑟的舰队交锋,就会在那天天黑前被击沉在那里。
可能栗田已经惊慌失措。我们都会这样想:当时要是换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闯进莱特湾。然而,如果真能反躬自问地想一想,那么我们即便不去赞扬,至少也会谅解栗田的行动了。
真正为莱特湾“解决问题”的是那位只有少数人还在怀念或敬仰的美国骁将齐吉。斯普拉格,他挫败了“一号,”作战计划,保全了海尔赛的声誉和麦克阿瑟的滩头堡。他使栗田耽误了决定战局的六个小时:二小时半进行追击战,三小时半重整舰艇。一过了中午,再驶进海湾就很难有必胜的把握了。
栗田并不是由于一次错误的决策或一份失落的电报而输去了莱特湾那一场战斗。而美国海军则是由于某些将士的英勇表现,才打赢了这场战争。总的来说,在莱特湾之战中,日本海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从此以后再不能出海应战了。我方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莱特湾之战是一场光荣的而不是什么“差强人意的”胜利,这胜利是经过苦战后获得的。我们在苏里高海峡和北方都占优势,但在莱特湾外面则处于劣势,而那里的战斗却是最重要的。
斯普拉格的三艘驱逐舰——“约翰斯顿号”“赫尔号”“黑尔曼号”——从烟幕和雨幕中突击,直冲栗田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的主炮,它们的形象永远使我想到美国人如何在劣势下作战。我们的学童应当知道这一件事,我们的敌人应当从这一件事中引起深思。
海尔赛的错误我生平从来没一次象在莱特湾对海尔赛那样恼火。直到现在,我仍旧记得当时忿怒和失望的情景。我一想到那一次错过了机会,未能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列成战列舰阵形打上一仗,就会又感到一阵难受。
我井不想为海尔赛中了小泽诱敌之计或未能留下舰队邀击栗田一事进行辩解。这些都是他犯的错误。隆批评了他所发表的推卸责任的借口,击中了他的要害。海尔赛过分热衷于速战,不能冷静地从事分析——这都是我在他的驱逐舰上任少尉时注意到的——而这就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当时他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派米切尔去追击小泽,或者如果他只要把李和战列舰队留下来防守,那他就能击败日本的两支舰队,而威廉。海尔赛的名字就会与约翰。保罗。琼斯一起列入史册。可是结果呢,两支舰队都一部分逃走了,而他所受的非议也就无法辩解了。
然而,我认为,阿尔明。冯。隆对海尔赛将军的批评也有很大失实之处。
海尔赛担心穿梭轰炸;事实证明,那并不是他强词夺理,为自己进行辩解。十月二十五日刚开始,还不到两个小时,从吕宋岛起飞的飞机已经炸毁了“普林斯顿号”海尔赛担心再遭到这样的袭击,他的顾虑是对的。然而如果他过分顾虑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凡是做军人的,都读过(或者,应当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书里谈到了一些颇成问题的历史与军事理论;其中有这样一个见解,他认为实际上战略与战术计划在战争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战争有无限多的变化,整个是一片混乱,一切全凭偶然。托尔斯泰是这样说的。而在战斗中,我们多数人也往往有这种想法。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就以美国的事例为证,格兰特和斯普鲁恩斯指挥的战役说明,如果要稳操胜算,就必须先制订稳健的计划。然而,上述的作者又指出了颇有说服力的一点,即胜利全靠个人在战场上显示出勇武精神,靠一个人在胜负未卜的片刻斩将寨旗,高呼“万岁!”冲锋陷阵。而这也是一条尽人皆知的真理。
在太平洋战争中,威廉。弗。海尔赛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海尔赛在莱特湾指挥失当,的确有人要叫他引退,但是当时一些权势人物坚持他是一个“国宝”少了他不行。这些人的想法也对。只有一些职业军官——此外再有某些高级将领——知道谁是斯普鲁恩斯。同样,只有很少人知道谁是尼米兹和金。然而,凡是新入伍的人都知道“雄牛”海尔赛,都觉得在他的指挥下出航作战既安全又值得骄傲。在瓜达卡纳尔岛那些黑暗日子里,他一声高呼“万岁!”我们那些已经丧失斗志的军人重又恢复了信心,于是他们都奋勇向前,打赢了那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海尔赛唤我去听舰间通话。当时我在“衣阿华号”上指挥战列舰第七分舰队,而他则在“新泽西号”上。我们正准备率领大部分舰艇,赶回去救援金凯德。他象一位球艺超群的四分卫领着全队反攻时那样,用雄壮和愉快的口气问我——不是命令我,而是问我——是否认为可以率领战列舰第七分舰队,以最大航速带头前进,去攻打中央舰队。我表示同意。他就派我任战术指挥,于是我们就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的速度乘风破浪前进。
我们没有碰上栗田。栗田决定不进入海湾,他前几个小时里就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逃走了。我们大约在夜间两点钟发现了一艘落在后面的驱逐舰,我们的护航舰艇击沉了它。海尔赛在他那本书里写道,那是他在海上四十三年里仅看见过的一次炮战。
我虽然对海尔赛十分气忿,但是经过我们那天的舰间通话,我就原谅了他。要急忙调动两艘战列舰去跟栗田打上一场夜战,这是一次轻举妄动,这也许跟他追击小泽是同样地莽撞。然而,我一听到他高呼“万岁!”忍不住就要随着响应。斯普鲁恩斯也许不会象那样勇往直前,但是斯普鲁恩斯也就不会率领六艘战列舰向北急驶三百海里,然后再向南返航三百海里,在整个一场大战中不曾发射一炮。这就是海尔赛的作风,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他的长处,也可以看到他的缺点。我和海尔赛在莱特湾执行了组成战列舰队的作战计划,在热带的黑夜里搜索敌舰,由于双方力量有巨大悬殊而捏着一把汗。结果一无所获,我也许是个傻子,然而我参加行伍一生中最后听到的那一次“万岁!”仍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组成战列舰队”
人们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命令了。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工业技术已经打破这种传统的军事概念了。也许,一个年纪极老的水手,最后还会漫谈几句从莱特湾获得的真正的教训。
在我们这个科学与工业时代里,莱特湾已经成为人类野蛮和愚蠢地进行了一场战争的遗迹。战争一向是一种暴烈的捉迷藏游戏,这游戏是用人的生命与国家的财富来玩耍的。然而,玩这种游戏的时代现在结束了。
当一个民族已经进步到不再用人作牺牲,不再以人充当奴隶,不再从事决斗时,他们就必须不再进行战争了。战争的手段已经使它的成果显得更无意义了,毁灭性的机器在政治中已经变成不值得采用的东西了。在莱特湾就是这个情形。发动了庞大的海军,在那里大战一场,耗费了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大量人力与国币,把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一两个情绪激动、消息不灵通、精力衰弱的老人,凭他们在无法胜任的压力下作出决定:这确实是“愚蠢的”做这样的笨事,要不是因为其结局十分悲惨,那倒象是在演出一场拙劣的闹剧。
不错,我们承认这一切,然而那时候除了在莱特湾打上一仗,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的处境当时就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
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海军少校的时候,我国的一般和平主义者就正确地指出,工业化的战争已经是过时的、愚蠢的,而希特勒和日本那些军国主义者,要实现其掠夺世界的罪恶目的,正为自己准备科学和工业所能供给的一切最可怕的武器。为了阻止这种罪恶行为,英语国家和俄国打了一场正义战争。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方才赢得胜利,如果当时我们放下了武器,让纳粹德国占了上风,统治了全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呢?
现在,当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对核武器忧心忡忡、隐怀着恐惧时,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愚昧无知的马克思主义独裁者却统治着我们过去的战友,统治着那个非常伟大、非常英勇、非常不幸的民族;他们那样处理对外事务,就仿佛叶卡德琳娜女王仍旧在那里独揽大权一样;只不过他们称自己贪得无厌的沙皇政策为“反殖民主义斗争”而已。
我不知道如何解答这个永远困扰着人的问题,我也不指望能够活到这个问题获得解答的那一天。我尊敬我们军队中的青年人,尽管他们必须操纵那些威力可怕的机器,从事他们本国人民既蔑视又害怕的行业。我衷心地尊敬他们,同情他们。他们作出的牺牲远比我们从前所作出的为大。从前我们还对“组成战列舰队”的那个伟大时刻怀着信心与希望。我们的国家为此尊敬我们。我们也感到自豪。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从遭了两次大灾难以后,人们想到了工业化的战争就痛恨。然而,当世界上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好战的白痴或恶棍,认为战争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时,那么自由人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他们对付这一伙人,只好象在莱特湾对付日本人那样,象一九四o年在英格兰上空对付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必须使出威慑一切的力量,必须具有准备使用这种力量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
如果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和平的君王”到来,那我们就只能指望多数人,甚至是最狂妄、最愚蠢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最疯狂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论者,会从心底里爱他们的孩子,不情愿眼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肯定没有一个政客会那样愚蠢,甚至要发动一次莱特湾的核战争。现在看来,未来将取决于这样一个可怕的设想:要不就是我们结束了战争,要不就是战争结束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