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走开。”他知道意思是“进来”。
我躺在放平的椅子里,看天花板。他的脚步靠近,呼吸克制,把水杯和药放在我桌上。
“你一下午没出门,没招惹人,没捣乱,经过你办公室的人说你把遮光板拉下来了,没有读我发的消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偏头痛,给你带了水和阿司匹林。”
我说:“你认不认为我昨天已经痛过了?”
他叹口气,拉开我对面的座椅,在我身边坐下:“你要给我一点提示。”
我能做得更好,我把关上的屏幕打开,推显示屏朝向他:“今年十月一日起,加上两个星期年假,一共三周二十一天,你说你陪‘爹地妈咪’去欧洲度假。我随手搜了一下,你猜我发现什么?你的说法不太可能是真的,当然了,除非仁爱医院的别名叫‘欧洲’。”
他按住额头:“我骗了你,你黑了我,我们能不能算扯平了,这个话题不要再继续下去?”
“门都没有。”我坐起来看着他,一下午的养精蓄锐以后,我已经准备好和他吵架了:“不要想扯平。你能骗到我,真棒,我为你鼓掌,你终于长大了;我黑你,你早就知道。我答应和你做朋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黑了你,你看起来挺有趣’。”
他压着我的肩膀把我按下去,让我平躺,不要突然起身,改变脑部供血:“琳琅的爸爸肝脏衰竭,我和他做了活体肝移植。”
肝移植,配型门槛最低的移植,基本上血型一致就能做。我说:“你给前女友的爸爸捐了一块肝。”
他又叹气,这回也看向天花板:“我和琳琅……从来没有过恋爱关系。”
女孩单恋男孩,男孩不爱女孩,最后男孩割了一块肝给女孩的爸爸。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我撑起身看他:“愧疚的代价真高,是吧?下次有人爱你,你不能爱回去,是要捐肾?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东西叫礼物,项链,耳环,手镯,胸针,你对谁感到愧疚,为她花一笔钱,女孩子不喜欢血淋淋的新鲜器官!”
他停了一会儿,忽然说:“如果你需要,我也会给你。”
这下好了,我左侧头开始出现针扎一样的轻微刺感。他不知道问题在哪,我暴躁起来:“你根本不可能捐给我,我们血型都不一样!哪怕你可以,我也不会要你捐,真有那一天,给我找个死刑犯,挖他的肝,你知不知道你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所有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肾难配型,但是一旦配型,移植基本不会出问题。肝配型要求低,但是移植手术风险高,血管,胆管,我不关心得到他那块肝的人是死是活,给他做手术的人搞砸一点,他这个捐肝的人就会完蛋。
那是我最深的恐惧,我后悔黑他的医疗记录,我根本不想知道他两个月前可能死。他每天给我发欧洲的风景照,知道我没兴趣看那些西班牙海鲜饭和意大利咖啡的图片,同时他就一个人呆在医院里,等着缝合的创口痊愈,等他的肝脏慢慢长回来。
现在我真的头痛了,不像其他时候的头痛,像个有礼貌的水管工,提前给我打个招呼,用眼部症状告诉我,“你好,几小时或几天以后我会上门让你恨不得把头钻开”,这一次是个猛然闯进家门的混蛋,更让人想杀人的是它还带来了它亲密的小伙伴们,恶心,眩晕,冷汗,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整件事不可理喻,我的头痛不可理喻。我靠在躺椅上,小白递药给我,他端水放到我手里,我已经把阿司匹林干咽下去,努力集中精神:“这件事……我们没完。”
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语气有种奇怪的坚持,说:“夏启,我不会在你头痛的时候跟你吵,你也不应该在你头痛的时候跟我吵。”我听见他去衣架上拿我的大衣,盖在我身上,我用大衣蒙住头,他说:“我留在这里,如果阿司匹林不起效,过一会儿告诉我。”
我蒙着脸,睁不开眼,挥手示意他知道了。他不再说话,在我身边坐下,我听不见他的呼吸声,但是能感觉到他留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不能容忍别人在我头痛发作的时候和我共处一室,但是小白可以。或许这就是友情的力量。
我的思绪像个酒鬼,走不成直线。我为什么会发怒?我为什么会头痛?发现小白的欧洲度假小秘密后,我原本不打算干什么。他已经做了手术,好好地活着,和我一起上班,一起吃午餐,一起过周末了一个月。
我把这件事和其他小白不知道我发现的事堆到一起,关键时刻这些事都能成为我操纵他愧疚感的筹码。再次赞美我们的人间天使,道德楷模,他的内疚就是我的胜利。
我把这件事抖出来,作为一个借口。没想到我真的生气了,不能控制地头痛发作,思维都不能捋成直线。我不知道这次头痛会痛多久,我的丘比特大作战又该怎么办?
当你长期被一种病症纠缠,你最好看过这种病症的大量文献。成人偏头痛发作的时间区间常在四到七十二小时内,这回痛了大概六小时,中间吐过一次,状态很差,去不了卫生间,小白居然及时递给我呕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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