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先申明:本章主要为引出东方朔,岂料又嗦了半章才写到,写作状态不太好,修改删减许久仍觉有灌水嫌疑,着实愧对读者。)
现今大汉朝堂,论及身居高位的齐人,自是首推丞相东郭咸阳。
二十载光阴,昔年的齐地盐商,脱商入仕,步入朝堂,直至高居相位,为百官之首,虽是幸得天家恩眷,却也不乏自身的奋进不怠。
尤在大农令十年任内,辅佐今上改善民生,富国基业,使得大汉百业兴盛,百姓富足,实打实的经世之功,朝野皆无人可出言质疑。
如此贤臣,在民间的声望自然不错,淳朴的大汉百姓又爱屋及乌,连带齐地东郭氏都渐渐声名鹊起。
自东郭氏本家迁居长安,将族业尽数交由家族分支打理,本家之人再未操持商贾之事,随着东郭咸阳步步高升,一众嫡亲皆得荫蔽,尽数脱了商籍,子侄入仕再无阻碍。
东郭老爷子见得儿子这般光宗耀祖,更为东郭氏奠定了世家根基,饶是年愈古稀,却是愈活愈精神,终日容光焕发。
多年与高爵勋贵往来交际,老爷子早已掩去商贾惯有的铜臭味,言行举止间更是养出几分贵气。
饶是如此,想厚植世家底蕴,却非朝夕之功。
正如后世之言:欲培养一位真正贵族,需要三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
大汉现今最具名望的世家大族,多是“累世公卿”,更有如廷尉汲黯出身的汲氏,自春秋时的卫国,历朝皆荣任卿与大夫,家世之显赫,底蕴之深厚,使得高祖刘邦都曾赞叹艳羡。
反秦时,闻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语,刘邦自是欣然认同;然待其夺取天下,坐上帝皇宝座,再听这话就觉得很膈应了。
奈何刘氏确是泥腿子出身,往溯祖宗十八代,都寻不出沾亲带故的王公贵族。
正因如此,历代汉帝对世家大族皆采取两面手段,想方设法的打压关东豪族,扶持新崛起或徙入关中的世家,昔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叛军之所以能在短短月余席卷大汉的半壁江山,一路势如破竹,不乏关东豪族暗为臂助。
及至刘彻即位,关中世家已然势大,且是盘根错节,冒然清洗怕是会动摇国本,弊大于利,只能逐步分化削弱,抑制旧有世家,同时拔擢更多无世家背景的公卿将相,扶持其更多新世家以为制衡。
二桃杀三士?
倒也不至于,只是人人皆有私心,世家愈多,彼此间的利益冲突愈是不可避免,不易出现“三家分晋”类似的情形。
因此缘由,皇帝刘彻非但在军中扶持起李氏和公孙氏等新军系,亦乐见出身寒微的文臣举族迁居京畿,厚植世家底蕴,诸如齐地东郭氏、南阳孔氏、洛阳桑氏,皆如是。
现今的长安城,刘氏王侯与新旧世家彼此制衡,反倒不似昔年般动不动就有人跳出来闹腾了。
要晓得,昔年刘彻以太子身份监国时,文武百官皆在大殿长跪不起,非得见到皇帝不可。
如此默契的“逼宫”,饶是为首的袁盎等元老重臣乃是秉持忠君之心,然刘彻每每忆起,仍是头皮发麻,脊背冒汗。
群臣太“团结”,太“默契”,绝非好事。
久居朝堂之人,惯会体察圣意,该如何应对,亦是心知肚明。
东郭咸阳更是心思通透,自身不与旁的公卿将相私交过甚,却又让家人常邀文人雅士入府飨宴,且多为修习公羊学说的齐地儒生。
受邀的儒生多是不知内情,只道东郭咸阳崇儒,却不晓得,他压根就不喜儒家学说,反倒商圣范蠡的《陶朱公生意经》自幼倒背如流,之所以让家人飨宴齐地儒生,无非是为彰显自身与旧世家理念不尽相同,顺带教东郭氏得了礼贤下士的好名声。
丞相国政繁忙,自不会亲自设宴接待寻常士子,倒是东郭老爷子乐此不疲。
“多沾书卷气,洗尽铜臭味,方可使我东郭氏累世不衰。”
老爷子营商半生,昔年吃足了“抑商”的苦头,深知豪商巨贾饶是家赀巨亿,在高官显贵眼里,亦不过是蝼蚁般的存在。
华夏历朝历代,有钱终不如有权,莫提甚么富可敌国,但凡狂妄到自以为能掌控民生命脉,以此要挟朝廷的商贾,纯属作死!
最牛的吕不韦,靠的也不只是钱,况且终究不得善终。
(顺带借此回复某些读者评论,甚么商人有钱不满足,造反作乱的说法,实在杞人忧天了,华夏不是欧美,无论神权还是财权,从未真正动摇皇权,至于后世……你们懂的。)
今岁三伏,因着皇帝陛下有意修筑京南铁路,少府和大农府辖下各府司仆射唯恐拖延惹得陛下不悦,召回不少离京避暑的属官,处理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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