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将至,朝臣们正自忙着处置政务,岂料太学祭酒卫绾在长安周报的一篇撰文,彻底震撼了大汉朝野。
卫绾身为帝师,本就地位超然,加之担任太学祭酒二十载,执名士之牛耳,深受天下士人敬仰,其影响力何其之大。
在皇帝刘彻的刻意引导下,卫绾多年来皆在太学试着推行海纳百川的所谓“汉学”,而卫绾此篇撰文,正是意图彻底奠定汉学地位,名为《汉学当立》。
何为汉学?
汲百家之涵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汉室新学。
汉初数朝皆采休养生息的国策,故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无为”倒非一味消极,立意主旨乃是“无为则无不可为”,故学风和政风都颇为开明,尤是文坛风气隐有恢复先秦百家争鸣的趋势。
若非史上汉武帝出于“大一统”的需求,搞出“儒皮法骨”的独尊儒术,且后世汉人不了解其真实本意,将武帝借助儒家的手段扭曲为最终目的崇儒,使得儒家借机做大,玩命的打压诸子百家,华夏历史或许会有另一番风貌。
后世儒吹多是叫嚣“若无儒家,何来华夏文明数千年传承”,岂不可笑?
刘彻穿越后,也曾想过要改变儒生“孔子独圣”的傲慢心态,然不肯变通的腐儒太多,他没精力也没心情与腐儒们耗下去,索性大力扶持儒家中最为识趣的公羊学派,以此裂解儒家。
胡毋生为首的公羊理论派宗师大量进入太学,将公羊春秋与韩非子中的刑名之学加以糅合,求同易异,并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撰写了诸多主次分明的学理著作。
随着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复起,非但儒家发生了裂变,以黄老学说为根基的大汉道家学派也渐渐发生了转变。
太史令司马谈耗去十载光阴,重新编撰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典籍,并为先秦诸子作传,且撰写了《论六家之要旨》,认为各家思想互有短长,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饶是有皇帝刘彻的支持,然想要以兼容并蓄的道学将诸子百家的精髓融汇贯通,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主干,仍是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刘彻也想保持开明学风,既不打算独尊道学,更不可能独尊儒术,禁锢臣民乃至后世子孙的思维,实在是遗祸千古。
然哲学乃是文明的底层架构,成体系且得到绝大多数族人认同的哲学思维,是民族凝聚的基础,也是文明延续所必须的承载物。
也正因如此,后世华夏虽多有批判腐儒遗毒,但也不可完全抹杀儒家对华夏传承的贡献,若勉强要类比,就好似咱们华夏老祖宗原本做了煎饼、馒头、包子和水饺,最后馒头阴差阳错的成为主食,且摆了大半个餐桌,后人不得不多吃馒头,以此繁衍了两千年。
馒头本身没什么错,摆桌的人却是错了。
现今轮到刘彻摆桌,自然要为后世子孙留下满座丰富菜色,不再没得选择。
在现今的情势下,无论是继续崇尚道学,还是改革和扶持所谓的新儒学,都不免会排挤到其余百家学说的生存空间。
汉学的概念,就此孕育而生,以为中庸,不偏不倚,可居中调和。
华夏民族,这个概念在汉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后世华夏面对亡国灭种的大难时,为团结所有力量,不得不提出的宽泛概念。
汉人,汉民族,才是汉代的概念,是华夏百姓在经历了先秦数百年战乱后,对天下一统的渴望,以及对强汉的肯定和自豪,从而自然催生出的概念,真正延续两千多年的概念。
若非如此,后世华夏人为何多为汉族,国外有唐人街没错,但有“唐族”概念么?
没有的!
我们汉民族体内流淌着炎黄骨血和汉室传承,要自信,要自爱,要自重!
言归正传,汉民族的概念无须刘彻定义,现今的大汉强绝于世,华夏百姓皆以汉人自居,以身为汉人而自傲,民族凝聚力是毋庸置疑的。
卫绾之所以要奠定所谓的汉学根基,正式提出“汉学当立”,将汉学定为大汉国学,自是出于刘彻的授意。
汉民族,不再受限于甚么儒道之争,百家互斗,所谓的百家争鸣,必须居于汉学的大框架下,所谓的诸子百家,也只能视为汉学流派。
汉学,必须拔高到顶层架构。
汉室学说,对内可百家争鸣,对外却唯有一个声音。
内施王道,礼义廉耻,崇尚德行;
外行霸道,剑戟斧钺,慑服四夷!
士族反弹?
道家,儒家,旁的诸子百家仍不知变通,抵死不从?
不存在的!
饶是各家各派的宗师们心有疑忌,唯恐自家学派被所谓的“汉学”拆吞入腹,成为养分,但无人敢跳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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