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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那么默默的,丧胆游魂的,慢慢的走。排在队伍中的不敢往左右看,路上的行人也不敢向队伍看。他们都晓得今天不是什么游行,而是大家头一次公开的与敌见面,公开的承认敌人是北平的主人!路上的人都晓得:往日的学生游行多半是向恶势力表示反抗;他们有时候赞同学生的意见,也有时候不十分满意学生的举动;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知道学生是新的国民,表现着新的力量;学生敢反抗,敢闹事。今天,学生们却是到天安门去投降,而他们自己便是学生们的父兄!

    瑞丰本是为凑热闹来的,他万没想到街上会这么寂寞。才走了一里多路,他就感觉到了疲乏;这不是游行,而是送殡呢!不,比送殡还更无聊,难堪!虽然他的脑子相当的迟钝,可是看看街上,再看看学生,他也没法否认事情大概有点不对!队伍刚一走入大街的时候,他还跳前跳后,象看羊群的犬似的,表示自己的确有领队的能力与热心。为挽救适才在操场中没有把口号喊好的丢脸,他一边跳前跳后,还一边点动着小干脑袋,喊起一二一,好教大家把脚步放齐,振作振作精神。可是,他白费了力。大家的脚抬不起来。慢慢的,他停止了喊一二一;慢慢的,他也停止了跳前跳后,而只在队伍的中溜儿老老实实的走;慢慢的,他也低下头去。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了。他爱热闹,他一向不懂得什么叫作严肃。可是,今天北平的街上与北平的学生使他第一次低下头去,感觉到他应该一声不出。他很后悔参加这次的游行。他偷眼向前后找蓝东阳,已然不见了。他的心中有点发慌。虽然阳光是那么晴美,街上到处都悬旗结彩,可是他忽然觉得怪可怕!他不知道天安门安排着什么险恶的埋伏,他只觉得北平的天,北平的地,与北平的人,今天都有点可怕。他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现在他似乎感到了一点不合适——亡了国的不合适!

    迷迷糊糊的走到东四牌楼,他很想偷偷的离开队伍。可是他又不敢这样办,怕蓝先生责骂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两个腿肚子好象要转筋似的那么不好受。

    这时节,瑞宣正在屋里对着日历发楞,今天是双十节!

    他拒绝了参加游行。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就须联想到辞职。在学校里,他是个在尽心教功课而外别无野心的人。虽然在更换教务主任与校长的时节,他常常被大家看成为最有希望的候补人,可是这纯粹出于他的资望与人品的感召,而与他自己丝毫不相干;他绝对不肯运动任何人帮忙他作主任或校长。他的尽心教课是目的,不是为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在教课而外,对于学生团体的活动,只要是学校认为正当的,只要他接到正式的约请,他就必定参加。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他知道在团体的活动中,他自己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偷懒——他会很冷静的热心。在他的心里他反对学生们的时常出去游行。可是,每逢游行,他必定参加,不管他对游行的目的赞同与否。他以为自己既是教师,就该负看管学生的责任,特别是在学生结队离开学校的时候。诚然,他的热心绝不会使他侵犯了校长或任何教员职员的职权,或分外多管些闲事,可是跟着队伍走动的本身,就叫他心中安适——他应当在学生的左右。假若学生们遇到什么不幸与危险,他自己必会尽力保护他们。随着学生平安无事的回来,看着学生都进了校门,他才把心放下。然后,不进校门,便急快的回家——他并不为参加游行而多用学校一盆水,洗去脸上的灰土。

    今天,他没去参加游行。他不能去!他不能去大睁白眼的看着男女学生在国庆日向日本旗与日本人鞠躬!可是,从另一方面想,他这是不尽责。他应当辞职。他生平最看不起那些拿着薪金而不负责办事的人。不过,辞职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并无补于眼前的危难——假若,他想,日本人把学生集合在天安门而施行大屠杀呢?在理智上,他找到许多日本人不致于那么毒狠的理由,而且也想到:即使有他跟随着学生,日本人若是要屠杀,他有什么能力去阻止呢?日本人若用机关枪扫射,他也必死无疑;而他是一家人的家长!思前想后,他决定不了什么。越决定不了,他就越焦躁;他头上出了汗。最后,他想到:即使日本人本不想在今天屠杀,焉知道我们的学生中没有向日本人扔一两个炸弹的呢?那么多的学生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有胆气的?是的,今天在北平投一两个炸弹也不过象往大海中扔一块小砖儿;可是,历史是有节奏的,到时候就必须有很响的一声鼓或一声锣。豪侠义士们便是历史节奏中的大锣大鼓。他们的响声也许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时机,那些巨响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鸣颤。那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想到这里,他的理智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控制住情感。不管是生是死,他须到天安门去看看。

    披上长袍,他一边扣着钮扣,一边往外疾走,连小顺儿的"爸,你上哪儿?"也没顾得回答!

    刚出了大门,他便碰到了小崔——刚刚把车由街上拉回来。瑞宣本不想和小崔打招呼,可是一眼看到了车子,他楞了一下。他要坐小崔的车,不仅是为路相当的远,也是因心中急躁,不耐烦一步一步的走去。

    小崔,在拉着车子的时节,永远不肯对邻居们先打招呼,怕是被人误会他是揽生意。他的车子新,腿快,所以要价儿也高一些。他怕因自己的车价儿高而使邻居们为难。现在,看祁瑞宣向他一打楞,他先说了话;他是把瑞宣算在坐得起他的车子的阶级中的。

    "祁先生坐车吗?要坐的话,我就拉一趟!"没等瑞宣答话,他絮絮叨叨的说下去,好象心中久已憋得慌了的样子:"街上光一队一队的过学生,碰不着一个坐车子的!学生,干什么都是学生,真也有脸!去年,给委员长打旗子游街的是他们;今天,给日本人打旗子游街的又是他们!什么学生,简直是诚心找骂!你说是不是?"

    瑞宣的脸成了大红布;假若可能,连头发根也都发了红!他知道小崔骂的是学生,而并非骂他。他也知道小崔的见解并不完全正确,小崔是不会由一件事的各方面都想到而后再下判断的。虽然这样,他可是没法子止住脸红,小崔骂的是学生,而他祁——瑞宣——便是学生的老师呀!他自己现在也是要上天安门去呀!再说,小崔的见解,不管对与不对恐怕也就是一般人共同的见解,而一般人共同的见解,不管对与不对,是会很快的变成类似信仰的东西的!他不知道是谁——日本人还是中国的汉奸——出的这样的绝户主意,教学生们在国庆日到天安门去向敌人磕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是小崔们的偶像。读书人是有腿儿的礼义廉耻,是圣人的门徒。读书人领头儿喊抵制日货,拥护国民政府,还有许多不可解的什么男女平权,自由独立今天,读书人却领着头儿去喊大日本万岁!

    瑞宣极快的想起这些,又极快的止住思索:他须决定是否还到天安门去。假若还去的话,他会坐在车上和小崔谈,教小崔知道些学生们的困难与痛苦。可是,他决定了不去。他的话不会说服了小崔,不是因为小崔的脑袋是木头的,而是因为小崔的带着感情的判断恐怕是无可驳倒的,除非今天在会场上有一两个学生扔出炸弹去;可是,到底有这样的学生没有呢?

    冠先生,穿着蓝缎子硬夹袍,满面春风的从三号扭了出来。他的眼珠微一移动,就把小崔象米中的一粒细砂似的筛了出去,而把全副的和颜悦色都向瑞宣摆正。

    小崔把车放在门口,提起车垫子来。他很纳闷为什么祁瑞宣这样手足失措的,但又不肯和冠晓荷在一处立着,所以很不高兴的走进家门去。

    "瑞宣!"冠先生的声音非常的温柔亲热。"是不是要到天安门去?这个热闹倒还值得一看!要去,我们一道走?"瑞宣愿意和小崔谈一整天,而不高兴和冠晓荷过一句话。小崔恨学生们,冠先生却爱看学生们的热闹。"这"瑞宣不晓得自己口中说了几个什么字,迷迷糊糊的便走了回来,在院中低着头走。

    冠先生并不是去看热闹,而是想教日本人看看他。对怎样加入新民会去,他还没找到什么门路。本来想约刘师傅去给弄两档儿"玩艺",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谁知道刘师傅会那么不知趣,毫不客气的拒绝了。玩艺儿既献不上去,他想他至少须教日本人看看他自己。不错,在逮捕钱默吟的时候,日本宪兵已看见了他。但是,宪兵不过是宪兵,宪兵大概不会放给他差事。今天,在天安门前,必定有一些日本要人,叫要人看见才有作官的希望。

    瑞丰和他的队伍差不多是最早来到天安门的。他预料着,会场四围必定象开庙会一样的热闹,一群群卖糖食和水果的小贩,一群群的红男绿女,必定沿着四面的红墙,里三层外三层的呼喊,拥挤,来回的乱动;在稍远的地方甚至有照西湖景和变戏法的,敲打着简单而有吸引力的锣鼓。他也希望山东面西面和南面,一会儿传来一线军乐的声音,而后,喇叭与铜鼓的声音越来越大,他能探一探头便看见一张在空中飘动着的旗子。北平学校的校旗是一校一个样子,一个颜色,谁也不和谁相同的。在旗子后边,他喜欢看那耀武扬威的体操教员与那满身是绳子棒子的童子军。他特别欢喜那嘀嗒嘀嗒的军乐,音调虽然简单,可是足以使他心跳;当他的心这样跳动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颇了解铁血主义似的。在他高兴而想哼唧的时候,十之八九他是哼唧着军号的简单的嗒嘀嗒。

    可是,眼前的实在景物与他所期望看到的简直完全不同。天安门的,太庙的,与社稷坛的红墙,红墙前的玉石栏杆,红墙后的黑绿的老松,都是那么雄美庄严,仿佛来到此处的晴美的阳光都没法不收敛起一些光芒,好使整个的画面显出肃静。这里不允许吵闹与轻佻。高大的天安门面对着高大的正阳门,两个城楼离得那么近,同时又象离得极远。在两门之间的行人只能觉得自己象个蚂蚁那么小。可怜的瑞丰和他的队伍,立在西门之间的石路上,好象什么也不是了似的。瑞丰看不到热闹,而只感到由城楼,红墙,和玉石出来一股子什么沉重的空气,压在他的小细脖颈;他只好低下头去。为开会,在玉石的桥前已搭好一座简单的讲台。席棚木板的讲台,虽然插满了大小的旗子,可是显着非常的寒伦,假若那城楼,石桥,是不朽的东西,这席棚好象马上就可以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台上还没有人。瑞丰看看空台,看看城楼,赶紧又低下头去。他觉得可怕。在秋日的晴光中,城楼上的一个个的黑的眼睛好象极慢极慢的眨动呢!谁敢保,那些黑眼睛里没有机关枪呢!他极盼多来些人,好撑满了广场,给他仗一些胆气!慢慢的,从东,西,南,三面都来了些学生。没有军鼓军号,没有任何声响,一队队的就那么默默的,无可如何的,走来,立住。车马已经停止由这里经过。四外可是没有赶档子的小贩,也没有看热闹的男女。瑞丰参加过几次大的追悼会,哪一次也没有象今天这么安静——今天可是庆祝会呀!

    学生越来越多了。人虽多,可是仍旧填不满天安门前的广场。人越多,那深红的墙与高大的城楼仿佛也越红越高,镇压下去人的声势。人,旗帜,仿佛不过是一些毫无分量的毛羽。而天安门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山。巡警,宪兵,也增多起来;他们今天没有一点威风。他们,在往日,保护过学生,也殴打过学生,今天,他们却不知如何是好——天安门,学生,日本人,亡国,警察,宪兵,这些连不到一气的,象梦似的联到了一气!懒懒的,羞愧的,他们站在学生一旁,大家都不敢出声。天安门的庄严尊傲使他们沉默,羞愧——多么体面的城,多么可耻的人啊!

    蓝东阳把干事的绸条还在衣袋里藏着,不敢挂出来。他立在离学生差不多有半里远的地方,不敢挤在人群里。常常欠起一点脚来,他向台上望,切盼他的上司与日本人来到,好挂出绸条,抖一抖威风。台上还没有人。吊起他的眼珠,他向四外寻,希望看见个熟人;找不到,天安门前是多么大呀,找人和找针一样的难。象刚停落下来的鸟儿似的,他东张张西望望,心里极不安。天安门的肃静和学生的沉默教他害了怕。他那比鸡脑子大不了多少的诗心,只会用三五句似通不通的话去幸灾乐祸的讥诮某人得了盲肠炎,或嫉妒的攻击某人得到一百元的稿费。他不能欣赏天安门的庄严,也不能了解学生们的愤愧与沉默。他只觉得这么多人而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一定埋藏着什么祸患,使他心中发颤。

    学生们差不多已都把脚站木了,台上还没有动静。他们饥渴,疲倦,可是都不肯出声,就是那不到十岁的小儿女们也懂得不应当出声,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叫他们来开会。他们没法不来,他们可是恨日本鬼子。一对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天安门,那门洞与门楼是多么高大呀,高大得使他们有点害怕!一对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席棚,席棚上挂着日本旗,还有一面大的,他们不认识的五色旗。他们莫名其妙,这五道儿的旗子是干什么的,莫非这就是亡国旗么?谁知道!他们不敢问老师们,因为老师们今天都低着头,眼中象含着泪似的。他们也只好低下头去,用小手轻轻的撕那写着中日亲善等等字样的纸旗。

    学生差不多已到齐,但是天安门前依旧显着空虚冷落。人多而不热闹比无人的静寂更难堪——甚至于可怕。在大中华的历史上,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敌人的面前庆祝亡国的事实。在大中华的历史上,也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立在一处而不出一声。最不会严肃的中国人,今天严肃起来。

    开会是带有戏剧性的;台上的播音机忽然的响了,奏着悲哀阴郁的日本歌曲。四围,忽然来了许多持枪的敌兵,远远的把会场包围住。台上,忽然上来一排人,有穿长袍的中国人,也有武装的日本人。忽然,带着绸条的人们——蓝东阳在内——象由地里刚钻出来的,跳跳钻钻的在四处跑。不知是谁设的计,要把大会开得这么有戏剧性。可是,在天安门前,那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前,这点戏剧性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一个小儿向大海狂喊一声是不会有效果的。那广播的音乐没有使天安门前充满了声音,而只象远远的有人在念经或悲啼——一种好自杀的民族的悲啼。远远的那些兵,在天安门与正阳门的下面,是那么矮小,好象是一些小的黑黑的宽宽的木棒子;在天安门前任何丑恶的东西都失掉了威风。台上,那穿长袍的与武装的,都象些小傀儡,在一些红红绿绿的小旗子下,坐着或立着;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是他们除了象傀儡而外,什么也不象。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满以为忽然的挂出绸条,会使自己全身都增加上光彩,而且使别人敬畏他们,可是天安门与学生们只是那么静静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出,似乎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一个穿长袍的立起来了,对着扩声机发言。由机器放大了的声音,碰到那坚厚的红墙,碰到那高大的城楼,而后散在那象没有边际似的广场上,只象一些带着痰的咳嗽。学生们都低着头,听不到什么,也根本不想听见什么;他们管那穿长袍而伺候日本人的叫作汉奸。

    穿长袍的坐下,立起个武装的日本人。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这时候已分头在各冲要的地方站好,以便"领导"学生。他们拚命的鼓掌,可是在天安门前,他们的掌声直好象大沙漠上一只小麻雀在拍动翅膀。他们也示意教学生们鼓掌,学生们都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台上又发出了那种象小猫打胡噜的声音,那个日本武官是用中国话说明日本兵的英勇无敌,可是他完全白费了力,台下的人听不见,也不想听。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象一个猴向峨嵋山示威呢。

    一个接着一个,台上的东洋小木人们都向天安门发出嗡嗡的蚊鸣,都感到不如一阵机关枪把台下的人扫射干净倒还痛快。他们也都感到仿佛受了谁的愚弄。那些学生的一声不出,天安门的庄严肃静,好象都强迫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几个猴子,耍着猴子戏。他们在城楼上,玉石桥下面,都埋伏了兵与机关枪,防备意外的袭击。在台上,他们还能远远的望到会场外围给他们放哨的兵——看着也象小傀儡。可是,天安门和学生们好象不懂得炸弹与手枪有什么用处,沉默与淡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

    台上和台下的干事们喊了几句口号。他们的口都张得很大,手举得很高,可是声音很小,很不清楚。学生们一声不出。庆祝保定的胜利?谁不知道保定是用炸弹与毒气攻下来的呢!

    台上的傀儡们下了台,不见了。带绸条的干事们拿着整篮子的昭和糖来分发,每个学生一块。多么高大的天安门啊,每人分得那么小的一块糖!中日亲善啊,每人分得一块糖,在保定被毒气与炸弹毁灭之后!昭和糖与小旗子都被扔弃在地上。

    冠先生早已来到,而不敢往前凑,怕有人放炸弹。台上已经有两三个人讲过话,他才大着胆来到台前。他很想走上台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气的拦住。他只好站在学生的前面。学生的第一行离讲台也有五六丈远,台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旧戏中呈递降表的人那样打躬,报门而进,好引起台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动。他给巡警解释了几句:

    "请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要给台上的人们行个礼!"

    "难道台上的人是尊家的爸爸?"巡警没有好气的问。

    冠先生没再说什么,也没再想往前挪动,只那么心到神知的,远远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后,他必恭必敬的听着台上发出来的声音;扬着脸,希望台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后,他也接过一块昭和糖,而且对"干事"说:"会开得很好呢!"——天安门的一幕滑稽剧,只得到这么一句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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